27、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化
上述有关总体化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研究结果，已经可以证明总体化作为研究范式所具有的优势。研究范式指研究工作由以进行、由以依托的理论框架、方法与原则。那么，本书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考察，又采用了（并将继续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应用了（并将继续应用）哪些方法和原则呢？“导论”曾经列出了六条方法论原则，包括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公设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化把握原则、结构性分析原则、历史比较与文化发生学探究原则、实证分析与制度的两分法原则、文本解读的解释学原则。我们看到，这些原则已经被应用到三层次并列、存在着内在交错关系但又呈现为一个整体的总体化研究纲领之中。总体化是批判理论有关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个课题展开研究的基本框架。为了揭示对象的本质、它的复杂的内部关系和运行特征，本书还创制了一些重要范畴、概念，它们有的相对具体，有的则具有更深意义上的“形而上”蕴含。归结起来可否这样说：本书所提供的社会进化观使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获得了必要的历史哲学和哲学人类学基础；制度现代化理论以这样的社会进化观为依据，提供了现代制度转型的结构分析框架；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既是连接上述“基础”与“框架”的桥梁，又是解剖现代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它们在本书的学理构成中，具有核心地位；结构分析、发生学分析、实证分析和解释学分析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基本手段。
在上述概括的基础上，我还想就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化的若干重要特征再作一些说明。
总体化是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研究纲领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总体化研究必须是三个层次的统一？我的回答是：只有这样三个层面的统一，才能一揽中国问题的全貌，抓住中国问题的要害。可以说，总体化是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研究纲领，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准确把握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所独有的特征而设计的。
西欧、北美那些现代化的先行国家没有碰到过今日中国这样的问题。 我在第2章曾指出，欧洲的现代制度转型之所以率先获得成功，之所以呈现出某种自然生长的性质而较少曲折与反复，乃是因为欧洲的前现代文化遗产中更多地留存有与制度现代化要求相吻合的结构因子，同时也是因为欧洲人对人性的理解思路及建立其上的实践性制度安排与社会进化的深层人类学依据有更多的吻合。在上述两个意义上，欧洲人都是幸运的。正是这种幸运解释了为什么是在欧洲率先出现了近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制度建构，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别的什么人率先以民族实践的特殊性体现、彰显了人类社会进化与文明生长的普遍性。美国人则更为幸运。美国宪政主义可以清楚地追溯到它的英国源头，英国13世纪时诞生的《大宪章》（这个文件被认为是英国宪政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对后来美国的建国者制定自己的宪法显然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早在美国建国以前，那些来自欧洲的殖民开拓者就十分注重保护他们从英国带来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被称为“自然权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1641年通过的《马萨诸塞自由录》是殖民地的第一部权利法案。北美13个殖民地当时都是创制宪法的沃土，它们制定的宪法已经包含基本权利原则、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代议制政府的组织原则等等。所以，《独立宣言》并非飞来之物，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也不是凭空召开的，这个会议达成的结果，既有那一代美国先贤的自我创造，又体现了比美国历史长得多的欧洲自由传统。美国人没有历史包袱，他们也就不大理解“文化”在现代中国人行为中占有的份量。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年（1945～46）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失败，他想在中国推行两党制，却低估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实施宪政改革的艰巨性（总体化第二层面的影响），也没有看到共产党的理念在根本上是与调停人的努力目标相对立的（总体化第三层面的制约，虽然在当时这种制约还是潜伏着的，并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美国人没有碰到过类似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第二、第三层面上的问题，他们在中国问题理解上的某种幼稚自然也就成为可理解的一件事情。
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多少都有如何面对传统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多少都会碰到制度现代化的普遍性与本土文化传统特殊性之间的协调问题要处理。但不管这种处理涉及多少不同的个案，牵涉多么复杂的历史情境，表现出多少历史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只要它们没有本书意义上的总体化第三层要素插入这个过程，那就仍然属于我所谓的“规范的特殊性”的范畴。以日本为例，这个岛国迟至19世纪中叶还是一个封闭的、闭关自守的国家。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帕瑞的到来，打破了这种锁国状态。1868年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已经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德川幕藩体制迅速走向崩溃，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生发于19世纪70年代，民间自由组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896年成立的宪政党内阁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内阁。当然，在日本近代政治发展中，传统力量（藩阀势力）与新生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上半叶，日本又一度处于法西斯势力控制之下，政党政治衰微，直到二战结束，才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下恢复了民主建设进程。不管怎样，如果用本书提供的总体化框架思考问题，那么在日本所发生的现代社会转型就仍然只涉及第一层面（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和第二层面（传统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复杂的，但从总体化的角度观之又是相对简单的。其他东亚或东南亚国家也大体如此，比如韩国在日本占领时期没有任何政党，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政党数目迅速发展到100多个，并于1948年举行了国会议员选举，建立了多党议会和政府。后来发生的军人政变和一党统治代表着传统力量的反扑，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1992年金泳三的上台执政标志着韩国民主化和制度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南亚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则多与民族独立有关，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征服者逻辑在这些国家的近现代政治发展中，有重要的解释权重。
与中国情况最接近的、同时包含了总体化三层要素在内的国家，大概只有俄国。俄国既是一个有着前现代专制传统的大国，又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发源地。因此，俄国与中国可供比较的地方很多。但，深入考察后我们会发现，就专制主义总体化所包含的内在紧张和其呈示的复杂程度言，俄国仍然没有中国如此典型，如此沉重而又凝重。中国拥有比俄国更为悠久的前现代传统，当1472年拜占廷末代公主索非娅嫁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并带来全套的拜占廷朝仪、伊凡三世本人也提出将“大公”改称“沙皇”时，中国的皇权体制早已在距此500～1000年前的汉、唐经历了它的最辉煌年代，而开始走入衰微。俄国是一个兼有欧亚两种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更纯粹、更典型的东方国家。这种差别在后来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苏联和红色中国那里也会留下烙印。就总体化的第三层面而言，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追求、实现他所钟情的社会改造理想方面，比斯大林更加虔诚、更加执著、更具有东方农民的特征；毛泽东在运用前现代的统治术治党、治国方面也比斯大林更加纯熟而“老道”。这种反差造成了远较前苏联为甚的中共党专制之专制主义总体化的内在紧张格局。中、苏两国后来的改革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前苏联“解冻”和改革的序幕，虽然中经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年代”，也有许多动荡和曲折，但改革终于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手中成了正果。中国则要不幸得多。传统力量在中国这里似乎显得更为顽固且有力，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深陷于党专制造成的泥潭中未能脱身。党专制在逻辑上走到了它的终结点并不意味着党专制的解体已经成为现实中的事实。如何解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这种“坚韧”？仍然要求助于总体化这个研究范式。
作为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研究纲领，总体化既是对对象存在之多层次特征——基础层面（社会进化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中间层面（前现代皇权专制传统的阻遏性影响）、现实层面（党专制的现实制度与精神建构）相互错位又相互扭结——的理论归纳，又是对对象之历史运动本质的深层揭示。在方法上，它体现着横向研究（现代专制主义建构的结构分析）与纵向研究（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发生学考察）的统一，体现着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因此，这是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模型，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研究纲领。本书的后续研究将进一步证明，合理运用这个纲领，将大大拓宽和加深我们对现代中国问题的认识，对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也能得出——或至少是有可能得出——更科学的解释。
总体化中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哲学人类学
哲学意味着本质的洞察，意味着前提批判。单纯材料的堆砌或就事论事的议论，都不是哲学。那么，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有两条主要理由：第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是对过去100年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的历史反省，这个反省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要使我们的反省达到一定高度，达到足以把握对象的纵深性、复杂性、全局性的历史高度，就必须借助哲学思维，运用哲学前提批判的手段，使我们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第二，还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它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自身就拥有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哲学表达。它曾经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和教化力量；甚至在这种力量已经极度衰微的今天，它仍然不愿意、也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要解构这种意识形态，证明它的不合理性和非科学性，同时说明它的来源，揭示其如其所是的深层根据，就要求批判理论拿出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要有足够的深刻性和解释力，才能承担反思、解析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任务。当然，正如“导论”已经指出的，批判哲学的产生需要很苛刻的条件，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完全“成熟”乃至走向危机，也包括作为研究主体的反思行动者自身在认知、体验、洞察和介入等方面能力的提高，使其达到与自己承担的使命相当的水平。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终于看到了上述两方面条件的降临。我们生逢社会大转变的年代，过去几代人经历的苦难对我们来说成为宝贵的财富。我们有理由、也具备了现实的可能站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去审视历史，把握未来。
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化要承担的就是这样的任务。总体化研究中运用了各种哲学手段，或者说，以总体化方式进行的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考察，体现了不同角度、诸多层面的哲学前提批判。比如，当我们讨论权力的本性、讨论公共权力的易异化性、讨论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内在张力时，我们所涉及和处理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现代专制主义的定义恰恰是从这个地方引出的。有关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公设则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我在前文曾经指出，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的确定，从批判理论构建的角度看，有两大功能：一是提供理论判断的标准或坐标：二是构筑专制主义总体化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导论”第5节）本书不同意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不同意把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的逐次展开（黑格尔）或以共产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关于人类社会“史前史”的先验归纳（马克思）。本书一方面强调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以此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和与此相联系或干脆以此为根据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历史又是生成性的，以此反对社会发展的预定论或前定论。这样一种社会进化观的形而上根据何在？答案就在本书提供的哲学人类学。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这两个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引入，为社会进化的历史可理解性构建了一个更具基础性质的人类学平台。“这个人学模型强调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人类的现实历史乃是人类双重本性借助文化―历史中介彼此斗争又彼此中和的永恒过程。对于社会进化来讲，立基于生物学的人的自然本性与立基于广义文化－历史的人的社会本性构成历史运动之可见系列的更深层次的元规则系统。”（亦见“导论”第5节）这样，表现为“需要、本能、热情、私利”之类的东西就不再是“纯属自然的存在”，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也不再仅仅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1] 文化哲学则是同样的历史哲学和哲学人类学原则应用于文化特殊性领域的结果。在总体化研究框架内，中国前现代的皇权文化体系被理解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文化发生学来源。而皇权文化，包括它的制度形式和意识形态表达，说到底，是前现代华夏农业文明种下的果实。在制度现代化的大潮中，它势必要被淘汰但又不甘于被淘汰。于是就有了总体化基础层面和中间层面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党专制体系的建构作为总体化第三层要素的加入，使这种斗争和总体化三层次间的相互咬合、相互错位变得更为复杂。把握20世纪中国历史行程的脉搏、揭示这种律动与前现代文化传统间的复杂关联，这显然既要有历史哲学的深刻洞察力。也要有文化哲学的深刻洞察力。
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是贯穿了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重要范畴，这也是它们在本书的研讨中具有枢纽地位的根据所在。我们在总体化三个不同层面的考察中都运用了这两个范畴，这意味着我们对总体化三层面的把握都具有哲学性把握的性质。前面几章的讨论已经能够证明，本书正是借助利益范畴和公共理性范畴，借助这两个范畴在现象逻辑和本体逻辑水平上的展开，借助它们在制度现代化的结构分殊（基础层面）、前现代皇权传统的文化阻遏（中间层面）、党专制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发生学（现实层面）的分析中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奠定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基础和基本逻辑框架。这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力量。比如，在本书提供的哲学人类学和社会进化观的理论视野内，通过利益范畴和公共理性范畴的展开，我们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原则和一般走向的解释显然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私有制的批判是一个核心性问题，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重要支点。而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财产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化”和“社会化”只是一个神话，是做不到的，这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体现人的生物自然属性的经济行为中的“自私性”）；但人类可以借助合理的制度设计（无意识的利益共谋系统和有意识的利益转交系统，它们表征人的社会性，——虽然还只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借助公共理性的道德力量（它们表征人的更纯粹的、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在利用“自私”本性的强大动能的同时减少其破坏性，最终达到人的自然属性的合理扬弃和人的社会属性的光大与申扬，达到两者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有张力的动态平衡。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对人的本性的更全面的哲学理解。马克思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共产党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当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追求“公有制”且自认为是“科学”时，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已经被打乱，被扭曲；而当这样一种扭曲与政治领域里通过党专制表现出来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同时发生时，现代专制主义终于成了如其所是的那副模样。
这样，我们就看到，批判理论所拥有的哲学视界，不但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观的逻辑，而且能够帮助批判行动者辨别这种激进学说的要害与局限所在。更重要的是，通过总体化这样一个研究手段，批判行动者可以洞察19世纪的欧洲激进理论被引进中国后势必带来的后果，揭示这种后果中所包含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得出有助于使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挣脱现代专制主义羁绊的病理学诊断。我必须说，我们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切，首先是哲学帮了大忙。批判理论需要哲学，批判理论也建构了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在本书后续文卷的研究行程中还会派上用场。
总体化的综合特征
“综合”在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中是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发展行程。在本书前边的讨论中，有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已经做了足够的论述。现在，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综合”问题。
分析和综合是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手段。分析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综合是将部分结合为整体，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那么，在分析和综合两者之间，我们为什么首先要强调综合？这是由本书所承担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在前文曾明言：本书不可能对20世纪历史上所有与专制主义相关的事件、过程、人物一一进行“考证”式的研究，这不是本书的任务；相反，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建构的宏观联系，把握既呈示、又掩饰这种宏观联系之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所关注的必定是大历史、大场景、大逻辑关系。不但如此。鉴于对研究对象的总体化把握涉及三个不同层面之逻辑存在与历史存在的复杂关联，本书所说的“综合”就不仅是总体化中某一个层面各个结构要素研究基础上的“综合”，而且也是对总体化三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整体性关系的把握。这样的“综合”会赋予我们更犀利的眼光去洞察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历史隐秘。
举一个例子：关于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为什么造就出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的问题。“全能主义”是已故政治学家邹谠创造的一个概念，其意指“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2] 显然，这里讲的“全能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极权主义，尽管邹谠本人极力想把二者区分开。[3] 那么，为什么会有“全能主义”出现？邹谠的解释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导致了“社会革命”，进而又导致了“全能主义国家社会”的产生。“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中的个别危机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全面的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解决的方法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须侵入进驻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克服全面危机的同时，也解决各个领域中的危机，而解决各个领域的危机，又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法。于是全能主义的国家，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逐步成长，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4]
如何定义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不是这里要关注的问题，而是本书第二卷讨论的对象。我现在要提的问题是：即便假设这样一场“全面危机”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一个“全能主义国家”产生的不可避免？邹谠在他的著作中谈到“这个转变中最重要的关键是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新的关系网，组织列宁主义政党”，[5]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民党也是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的。一般来说，产生于动荡的、剧烈变化的、但仍然保留着某种专制语境之社会条件中的“革命党”，的确需要以集中的、甚至带有独裁特征的组织化方式把力量凝聚起来，的确需要把这种力量“侵入进驻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方能有所作为；在夺取政权方面获得了成功的革命党成为带有某种“全能主义”特征的执政党在开始时也几乎具有自然的、必然的性质。但这仍然不能证明“全能主义国家社会”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假如获得了政权的革命党能够自觉启动宪政民主框架内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建设、自觉建构体现权力制衡要求的宪政国家体制，那么“全能主义”就至多是获得了成功的“革命党”实现社会民主转型的过渡性手段。当年孙中山为国民党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阶段，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精神。“军政”“训政”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全能主义”性质，但实施它的目的是动员、训练民众学会运用民主，最终达到“宪政”的目标。至于国民党后来干的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说，至少在逻辑上，社会革命在单一革命党主导下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全能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后来取代了国民党占有政权的共产党倒真的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全能主义国家”，但这并非因为共产党也是一个在“全面危机”的环境中起家的“革命党”，而是因为这个党所具有的特定的革命理念，这个理念从根本上否认“宪政”的价值（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崇尚“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共产党在获得政权后没有能适时完成“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变（这里的“建设”不仅指经济建设，尤指政治建设，即建设一个多元宪政民主体制，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多党竞争的环境中），首先是因为“阶级专政”的理念和党专制的政治逻辑发挥了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了独裁党、中国在1949年后堕入极权主义深渊的关键。而洞察这一点，需要具有总体化的综合视野，既看到总体化第三层面党专制理念的来龙去脉，也要看到这种东西与总体化基础层面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内在紧张，还要看到以总体化中间层面存在的旧的文化依存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包括中国何以走上党专制之路的影响。明了了这一切，我们就会得出结论：生发于社会的“全面危机”、志在“社会革命”的革命党，以及这种类型的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必要的集中，都不是掌权后执政党奉行“全能主义”政治的理由。革命党完全可以在革命成功后遵循制度现代化的逻辑继续前行。而中国1949年后执政者的极权主义，体现的是党专制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对制度现代化逻辑的表面“超越”和实质上的扭曲。区分开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关系，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学术研究中，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完成这种区分，则需要研究者拥有更宽广的理论视野。
现在让我们回到“总体化的综合特征”这个话题的一般性研讨。“综合”固然是总体化研究首先强调的要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分析”。科学的“分析”是合理“综合”的基础，没有对“部分”的透彻把握，我们也不可能真的理解“整体”。所以，在谈完综合问题后，我们还要谈谈分析。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总体化研究中，我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分析手段。比如结构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前文我曾区分了结构的“使动性”和“制约性”，并谈到有两类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对结构的“使动”方式和“受动”（或“受制”）方式是大不相同的。独裁者当然是专制主义研究非常注重的一类社会行动者，他们呼风唤雨，往往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独裁者暴露于外的“能动”（使动）特征往往与深藏于内的“受动”本质互为补充，这种“能动”中的“受动”是我们理解专制主义独裁者之历史角色的重要把握点。普通大众则正好相反。作为个体，他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历史无足轻重；但无数“受动”角色的集合却可能成为一种“使动”力量，足以影响历史，我称这种情形为“被动”中的“主动”，“受动”中的“能动”。（见“导论”第7节）如果说，独裁者的“使动”通常带有主动性、瞬时性和具体场景（微观场合）下发动的特点，那么大众的“受动”中的“能动”则更多带有长期性和宏观制约或宏观效果之类的意义。对结构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会涉及大量历史细节，没有科学的、缜密的分析，我们就很难把握不同意义上“使动”和“受动”的结合、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何影响了或造就了历史。实证分析同理。事实上，对历史细节的分析多为实证分析。当然，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事实，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范畴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意义。一类是作为“认识手段”的经验事实，用来验证某一个概念或判断；一类是作为“实在根据”的经验事实，用来说明某一个具体的因果关系。我已经说过，这种区分来自韦伯的知识学（“导论”第9节），合理运用这些智慧，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实证分析的水平。
总的来说，总体化的研究思路是一个综合性思路，它要展示的是宏观大视野、大逻辑。但没有高水平的对具体事件、人物的分析，这样的综合也很难靠得住。好在这些年来，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关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比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6] 一书梳理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对了解中共党文化和个人崇拜的形成有重要价值；再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7] 一书详细讨论了文革期间的毛、周关系，对研究作为独裁者的毛泽东、作为中共党内重要人物的周恩来，对研究文革史等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作者深以能够引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为幸。可以说，有关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演变进程中那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实证分析，既是总体化逻辑在具体历史中的展开，又是该逻辑在经验水平上的证明。
总体化对过程性的强调
总体化揭示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揭示了行动者认知与实践结果间的巨大反差，揭示了罪恶何以可能由最高贵的动机导致产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这种洞察力量来自总体化对过程性的强调。过程性意味着变化和演变，意味着多重因果链条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交织，意味着事物发展的某种立体性和长程性。对研究者来说，强调“过程”的要义之一就是强调不能用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来解读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这种解读往往造成对历史的曲解。
让我们看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如何解读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最大载体本身。六四开枪以后，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招致了海内外法轮功信众的强烈抗议和反击。一些学术著作和宣传材料把中国共产党从“根儿”上加以否定，似乎这个党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邪恶而没有做过一点儿好事。[8] 这种激愤可以理解。我个人在本书中表达的对中国共产党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和宗教信众的批评、指责，包含着同样的激愤心情。但作为学者，我不同意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一个从建党的第一天起就怀揣祸心的罪恶群体。这种做法与共产党经常自我标榜的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不承认过程，不承认事物都会变，不承认事物发展、演变过程的复杂性。
以今天遭到强烈抨击的共产党的腐败而言，其实，早在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领袖们就表达了对这种危险的高度警觉。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的说法是非常著名的。这位中共最高领袖初进北京城时经常提起的人就是李自成，一个因为骄奢淫逸使到手的江山得而复失的农民起义悲剧人物。国内学者单少杰著《毛泽东执政春秋》，该书曾援引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云：“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现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9] 在做了上述引证后，单少杰接着指出：关于执政党需要进行自我制约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领袖不仅发了许多议论，也确实做了许多实事。比如，1950年到1951年，中共先后发起“整风”和“整党”运动，清除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运动于1954年基本结束，被劝退和开除出党者达65万人，占整党前中共党员总数的八分之一。1951年到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共打出“老虎”（贪污1000元以上者）10余万，其中，逮捕900余人，处决40余人，包括两位党的高级官员——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因此，说这个执政党从未认识到自我制约的重要性，那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曾反复念叨过李自成的教训，念叨过糖衣炮弹的害处。同样，说这个执政党从未做出过自我制约的实事来，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也曾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甚至该杀的也杀了，手起刀落，血溅自身衙门，一点都不含糊。”[10] 可是为什么后来还是发生了一系列问题，无论毛式的群众运动还是开放年代执政党的自我整肃都无法阻止党自身的变腐趋势呢？正如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1和命题20所揭示的，这是个制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很多人开始革命时动机是真诚的，是制度的不合理导致结果背离了初衷。把共产党说成一开始就是一群恶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这种做法只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严肃的科学问题情绪化。
其实，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批判者来说，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制度问题有个逐渐暴露的过程，换个说法就是专制体制有一个逐渐形成、逐渐成熟的过程，总体化三层次间的复杂互动与内在紧张正是在过程中才得以呈现、得以完成的。但这个过程的本质既超出当事人的主观认知，也非这个制度的怀疑者马上能够辨明；只是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的今天，批判理论才可能借助总体化的工具揭示全部事情的本质。还以腐败问题言，我们今天说，尽管中共领袖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执政党的自身变腐问题，因为体制内的反腐败思路不可能医治由体制本身生出的腐败顽症。这一点，极权主义时期是如此，威权主义时期同样如此，只不过腐败的表现方式、范围、程度不同，威权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于此面临着更加深重的危机罢了。其实，这种认识的得出本身，也受惠于历史的发展。批判理论既是时代的开路先锋，又是时代的产儿。显然，这样一种有关批判理论产生以它的研究对象“成熟”为条件的观点，仍然体现着某种“过程”哲学在里面。
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充分理解“过程”的意义还有更多的理论价值。比如，“过程”可能意味着历史的某种非线性发展，意味着历史因果联系的多重性和概率特征，意味着历史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展开的多种可能性。社会进化的一般方向性与具体历史生成的偶然性之间的张力正是借助“过程”得以展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过程”的强调就是对历史可理解性的强调。本书后续文卷将结合各类具体历史课题进一步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
建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社会学
以总体化方式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一方面要高屋建瓴，洞察百年风云中历史演变的大逻辑、大格局，另一方面要体察入微，借助丰富的经验资料，总结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系——形成、运作、演变的实际过程，得出清晰的、符合科学之客观性、可检验性要求的具体研究成果。在经验科学领域内，批判理论的抱负应是建构具有“中距”特征（即体现总体化框架内中国问题之全部独特性）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社会学。鉴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仍将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此类经验科学成果的推出，显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当然，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一本书、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如果本书能为此做一些奠基性工作，我已经感到十分满足。
比如，建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核心是要阐明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机制。在党专制语境内，这个问题显然与“党”作为凌驾于国家政权以上、又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强大“组织”力量有关。“组织”将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重点研究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体会到“组织”的厉害。譬如，假设你是一个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大学教师，再假设你是一个有独立见解、不随波逐流的人，那么你会在很多场合感到“组织”带给你的尴尬，因为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和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人是不同的，前者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后者则只能是组织的工具。如果你还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比如系主任），那就更麻烦了。“上级”要求你向学生传达不许上街游行的通知，你可能心里并不情愿，但必须执行“组织”交待的任务，充任“组织”要求你充任的“角色”。这样，不管你在认知上、情感上如何认同学生的行动，你只能作为“组织”的工具去阻拦学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千百个大学系主任身上的发生，证明了“组织”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以党专制为研究对象的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就是要揭示这种“组织”力量的起源，分析它的构造特征和基础，说明它对权力运作、对“组织”内外的执行者、接受者行为方式的多方面影响。这是就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组织”力量而言，需要做诸如此类的研究。共产党之前还有个国民党，这意味着在建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过程中，还可以做许多比较研究。仍以“组织”问题为例，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王奇生出版了一本专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1] 这本书是专门研究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的。作者从党治结构、党政关系、党的政治录用机制、党的组织规模与组织基础、党的派系竞逐、党员群体分析等角度研究了国民党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因为国民党虽曾长期执掌国家政权，也曾师法苏俄实行“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但在自身组织建设上却出奇地糟糕。比如，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只体现在中央层级，地方上则普遍党权失落，党作为组织无法实施对社会的有效影响和控制，这与后来的共产党形成极大的反差。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反差？这正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需要研究的问题。王奇生在他的书中援引了陈果夫日记中对国民党体制缺陷的反省：“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12] 中共则显然不存在这样的“体制缺陷”，它对苏俄的学习是彻底的，包括的党的政治理念和党专制的组织形式。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应当是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国民党能够建设更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的重要原因。这种能力使共产党成就了更多的事情，包括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但同样是这种能力，使掌权后的共产党经历了更可怕的异化。在历史对比的意义上搞清国共两党自身组织建设上的异同、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以及它们对两党命运的影响，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极富魅力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包括极权主义经济与威权主义经济两者。当然，在这两个场合，研究都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本身，而是要解析党专制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经济结构间的互动影响，在这种互动和相互影响中把握经济生活的走向，揭示各类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因此，以专制主义为对象的经济学势必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关于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的关系，已经有不少人做过研究，其中较著名者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3] 这部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作者对包括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内的欧洲极权主义的深入反省之作。哈耶克对“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对新自由的承诺）的批判、对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的分析、对经济控制为什么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深入推理，都给我们以启发。这说明极权主义虽然生发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条件，但的确拥有某些共同的属性。但中国问题仍有其独特性。在毛式极权主义时期，计划经济既是“党”实施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的手段，又是实施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手段。在中国，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从而，也是对利益原则的否定——曾出现过极其浪漫的形式，这当中包含着大量的鲜活历史素材等待人们去整理；关于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公有制”的各种内在矛盾，我们今天也应该在专制主义批判的更高历史视点上予以重新解读。[14] 至于威权主义经济，这是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发展、继续演化的现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领域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权贵私有化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严格的经验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权力与市场的结盟在中国采取了十分独特的形式，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与中国党专制体制的顽固有关，说到底，是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的内在交错特点有关。中国在现代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境、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衡乃至断裂，以及这种断裂引起的社会后果，从全球角度看也具有十足的典型性。可以断言，以中国威权主义为对象的制度经济学在这个研究领域必将大有作为，它有可能结出既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拥有实践指导意义、又具有自身的理论完备性的大量科学成果。
社会学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比如韦伯的社会学就包括了统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以及作为方法论基础的“理解”的社会学等等（参见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在本书中，所谓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社会学主要指以社会整合领域之专制主义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我们知道，党专制语境内的社会整合，核心就是对公民社会的否定。但这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施予以实施的，并有极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极权主义阶段，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曾形成某种外表看上去“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社会景观，对主体价值的实质性的否定是通过“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领袖”之类现代愚民术来实现的。中国人在包括“反右派”、四清、尤其是文革在内各类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狂热、非理性、或以非理性形式表现的“理性”，为政治社会学和大众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这里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从众”、社会的过度服从、卡里斯马式的领袖魅力、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体行为的盲目性与破坏性等行为要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比如，“出身”不好的人在参与带有“盲目性”特征的群体行动时，可能有更深层的自我保护考虑，从而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充分“理性”的。以如此丰富的研究素材为基础，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比法国人勒庞的《乌合之众》更出色的极权主义大众心理学。至于威权主义阶段，可供研究的、渗透了中国问题之独特性的社会学素材同样非常丰富。比如，前文已经反复谈到过，威权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面具特征的、谎言充斥的社会。这个社会“造就了一个完全面具化、假面化的伪公共领域；它使每一个‘正式’场合交往的行动者成为表里不一的伪主体。这个伪主体的伪交往行动在把他人异化为‘他者’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他者’，既是他人的‘他者’，也是自己的‘他者’，即自我的行动异化为否定本真自我的力量。威权主义政治生活的垄断与日益商业化、金钱化的经济生活的并存，给上述伪公共领域的泛滥蒙上了更加浓厚的玩世不恭的色彩，而且促成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大面积发生。”（“导论”第10节）除了政治领域以外，谎言现象也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到科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本来十分神圣的职业领地。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课题。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创立一门中国威权主义时代的谎言社会学。
以上分别论述了建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学、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社会学的可能前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学科区分也是相对的。由于党专制自身结构上的整体性，有些问题或社会现象既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单位制”，就这个制度体现着“党”对全社会“无微不至”的政治控制而言，它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学的讨论对象；就这个制度承担着短缺状态下资源的分配功能而言，它又可以是极权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这个制度勾织了复杂的体制内依赖关系和表征这种关系的人际交往模式而言，它还可以是极权主义社会学解读的对象。再比如关于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国私营企业“角色”定位的研究。从政治学角度看，改革开放条件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并没有成为制衡公共权力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由于党专制语境内（这个语境必然意味着一个不规范、不完整的市场环境）企业利益的获得必须以不得罪、乃至投靠权力为前提。民营企业在争取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方面遭遇的种种困境，则属于威权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至于民营企业的行业整合、民营企业内部老板和员工之间或相对融合或高度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全然不同于“单位制”下领导与职工的关系——等等，又从一个独特的方面为威权主义社会学提供了大量素材。在本书的后续文卷中，我会在各卷的适当地方安排专章讨论上述学科建构的方式或具体内容。
抽象的总体化与具体的总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