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暴君……越是拥有资源，越是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的防备就越强，他们就变得越强大，摧毁破坏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不给他们资源，也不服从他们，那么无须抗争，也无须战斗，他们就会变得赤身裸体，手无寸铁，无足轻重——犹如失去水分或营养的树根难免干枯死亡。
——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1577
俄罗斯，1905年，人民罢工
无声的坦克
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夏天，苏联正处于一片平静之中。在一个漆黑的周日夜晚，艾多奇莫夫（Sergei Evdokimov）少校被紧急警报的声音吵醒。凌晨三点，他和驻扎在莫斯科城外的装甲部队一起等待命令。命令不久就来了。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的时候，营长命令沿着明斯克公路（Minsk Highway）开进莫斯科，占领阵地，封锁流过市中心的莫斯科河(Moscow River)上的两座桥。虽然他们的目标直指苏联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但少校和他的人仍然毫无异议地服从了命令。于是，1991年8月19日周一早上八点整，艾多奇莫夫率领一纵队的坦克准时出发。（1）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扎弗洛特尼（Valerii Zavorotnyi）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说，“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扎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在播放古典音乐，他从多年来的经验中知道，这是国家确实发生重大事件的熟悉信号。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播音员，宣读了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高层官员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一开头说道：“同胞们，苏联公民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委员会保证将结束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他们颁布的“一号决议”禁止抗议和示威，宣布接管大众传媒，并且暂停一切妨碍“正常化”的政党和组织活动。（2）
苏联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被从电话、收音机或电视中，或者从惶恐不安的邻居那里传来的同一则消息吵醒。但是没有人感到十分意外。几个月以来一直有谣传说共产党强硬派准备发动政变，扭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现在噩梦成真。苏联公民在过去五年中获得的喘息空间即将在枪口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导人刚开始发布命令，人们就开始反抗他们。第一个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拒绝批准紧急状态后被软禁在夏季别墅里。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则不那么容易控制。叶利钦躲过派去逮捕他的克格勃探员之后，便赶往其政府总部白宫。中午，他爬上外面的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接着他在电台讲话，他提醒全国的士兵说：“在做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住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决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决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3）
叶利钦用其言行敦促人民反抗政变。午后不久，莫斯科人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墙外举行小型示威活动，并且在地铁内张贴叶利钦的呼吁的影印本。不久之后人们聚集在白宫外，用建材、电话亭和手边所有的东西来建筑路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了自己的车来加强这道壁垒。
一列坦克沿着加里宁大街（Kalinin Prospekt）轰隆隆地驶向白宫时，人们在道路上形成一道人链。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对自己人开枪！”一个老人喊道：“我工作了一辈子来养活这支军队，现在你们却掉转枪口，把枪口对着我！”这句话触动了人心；中校指挥官将引擎熄火，车队中其他坦克也跟着照做。人们纷纷爬上坦克，把糖果、面包和牛奶拿给车里的士兵。
艾多奇莫夫少校和他的连队停在紧邻白宫的加里宁斯基桥（Kalininskii Bridge）附近时，从修筑路障的民众那里得知了政变的消息。少数示威者咒骂他们，喊他们法西斯，其他人——其中包括少校的一位熟人——则试图说服他倒戈加入叶利钦的阵营。这位三十六岁的职业军官不知如何是好。考虑抗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在开往市区的路上下定决心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他宣布：“我要奉命留在这里。但我们不会开枪或镇压任何人。我保证。”（4）
艾多奇莫夫和他的部下原地滞留了几个小时。晚上七点左右，一名俄罗斯国会议员出现了，他要求少校去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对话，鲁茨科伊是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正在组织白宫的保卫工作。鲁茨科伊告诉少校戈尔巴乔夫被捕，叶利钦呼吁抵抗政变集团，然后请求他帮助保卫白宫。艾多奇莫夫回答道：“给我下命令吧，我会帮助你们的。”然后艾多奇莫夫回到他的连队，带领坦克队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往白宫，现在坦克上飘扬着俄罗斯的三色旗而不是苏联的镰刀铁锤旗。
许多记者也拒绝屈膝。周一晚间，政变集团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玛基娜（Tatiana Malkina）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便粉碎了政变集团正在极力建立的合法性面纱：“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进行了一场政变？”那天晚上，整个国家都从官方新闻节目《时代》（vremia）的五分钟报导中听说了莫斯科的路障和叶利钦在坦克上的呼吁。遭禁的报纸把新闻传真给活动人士，由他们当街散发。
政变策划者期望展示武力能够吓阻反对声浪。的确，多数人都持消极态度，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一样；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继续度假，很少关注新闻。叶利钦呼吁全国罢工获得的响应很少。不过前往白宫的人已经够多了，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抵抗据点，因此政变集团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服从。这些普通市民通过张贴传单、参加集会、修筑路障和在坦克上涂鸦来显示他们不惧威胁。
周二约有十万人鼓起勇气前往白宫参加集会；当时已有更多军队加入了保卫白宫的行列。帕韦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和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等高级军事将领都公开宣布支持叶利钦，就连克格勃高级官员也都明白表示不会参加屠杀。最后，政变集团没有下令发动原本准备于周二晚间发动的攻击。到了周三早晨，政变已经失败。
这些在1991年八月走上街头的男男女女，为俄罗斯人要求政府反映人民意志的长期斗争写下了新的篇章。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在莫斯科市中心修筑路障抵抗专制统治的俄罗斯人。八十年前，就在离白宫现在的位置不过几个街区的地方，在长达一年的社会动乱动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之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于1905年十二月与武装士兵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过就在他们挥舞枪支的时候，军队扫射杀死许多民众——因而遏止了俄罗斯的首次民主革命。在那一刻之前，俄罗斯本来是本世纪第一个坚持用非暴力行动来争取基本人权的国家。不过其开端与其结尾一样：发生在充满暴力的一天。
血腥星期天
神父与工人
1905年一月的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周日早晨，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工业区，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面前。沙邦（Georgii Capon）神父诵念祷词，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带着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诵圣歌。前排的游行者手持十字架、圣像、国家统治者的画像和一面写着“士兵们！切勿对人民开枪！”的横幅。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家冬宫，在那里与来自该市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汇合，人数共有超过100，000人。然后他们将在冬宫外广阔、经典比例的广场上，在俄罗斯帝国首都的中心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5）
他们携带的请愿书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A Most Humble and Loyal Address），由沙邦起草。开头为：“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向陛下请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饱受压迫，背负重担……陛下切勿对陛下的人民撒手不顾……请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把他们从无法忍受的官僚压迫中解放出来。请铲平将陛下与陛下的人民隔开的那道墙，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6）
沙邦的追随者晋见统治者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祈愿。他们的请愿书中列有十几项要求，例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然而请愿书也超越了工人的不满，纳入了会触动帝国中每个人的心的政治主张。它要求言论、出版、宗教、结社等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召开由普遍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请求，其余一切均以此为基础。”
游行者其实是在要求沙皇结束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1905年仍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第1条简明扼要地定义道：“全俄罗斯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独裁和无限的权力。”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听取臣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让自己受到独立于自己意志的公民自由的限制。他的臣民在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有国家在插手：审查官决定报刊杂志刊登哪些内容，地方长官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拘捕任何人，最单纯无害的社团或俱乐部也会被禁止。简而言之，独裁统治意味着人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该制度的热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反映在神圣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俄罗斯有产业工人、资本家、现代政治思想家和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仍然被各种旧时代的文物所包围。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拼写，他举办化装舞会，舞会上人人都穿着两百年前的古装的仿制品。他宁可待在有传统的木头建筑和蜿蜒小径的莫斯科，而不愿居住在新兴欧化的圣彼得堡的巨石皇宫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在现实中的话——他对他的臣民犹如父亲对待孩子一般，受到彼此的情感和在上帝面前的义务的约束。（7）
但是一些俄罗斯人想要扫除这种幻想，知识界渴望政治改革已有将近一个世纪。自从1825年的军官起义以来，各种小集团就不时密谋要把国家从专制之下解放出来。1881年民意党（People's Will）设法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目睹了祖父的死亡），而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的“战斗组织”（Battle Orga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日趋活跃。
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拒绝恐怖主义，而是试图组织工人农民来进行人民起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社会主义者也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鼓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还有一些人则一心想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革。二十世纪初，地主、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自由主义运动，他们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集会和出版物来要求制宪和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沙邦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都是革命和自由主义团体的呼吁中早就出现过的诉求。沙邦的请愿行动之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结束独裁统治的要求首次来自不成熟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知识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家的政策本身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政策制定者之一是莫斯科政治警察头目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祖巴托夫曾与激进分子有来往，然后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担心国家在争取工人拥护的斗争中会输给革命派。他抨击高官中十分常见的自鸣得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工人多数来自农民家庭，自然也会反映出农村盛行的保守观点。圣彼得堡的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参与组织罢工粉碎了这一神话，也促使祖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划。他和上司争辩道，工人确有不满，但只要他们认为国家不是敌人，他们就会继续保持忠诚——于是他获得内务部批准，在警察的监督下在几个城市的工人中建立由国家资助的互助社团。由国家而不是革命派带领工人走向光明未来。
祖巴托夫的策略被证明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组织卷入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纷争，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罢工。愤怒的雇主向内务部长普列韦（V. K. Plehve）大肆抱怨，于是普列韦在1902年底把祖巴托夫调到圣彼得堡。但这没有阻止祖巴托夫，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圣彼得堡机械工业工人互助社（St. Petersburg Mutual Aid Society of Workers in the Machine Industry）。（8）
被吸引到这个社团中的年轻人之一是个名叫法纳雪夫（N. M. Varnashev）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一个城市的工厂工作，那座城市在过去十年中涌入了成千上万放下犁头拿起工厂工具的农村移民。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仍然相当粗野，他们拥挤在出租房屋和简陋的工棚中。但是没有工会来为他们争取利益，罢工是非法的，因而很冒险。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在渴望某些更好的东西。（9）
法纳雪夫在操作机床时经常浮想联翩，他问自己：“你要是丢了这个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年老体衰了呢？”与许多工人不同，法纳雪夫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处境；他热爱读书，而且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甚至是世界人。作为技术精良的金属工人，他拥有该市数一数二的高薪，还设法在该市较为高级的社区附近找到了房间。他甚至还用部分收入来购买了一种叫做自行车的新潮玩意。（10）
1902年秋季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自行车）骑车拜访住在聂瓦河(Neva River)对岸的朋友和同事斯特帕诺夫（Stepanov）。法纳雪夫在几次擦伤手和膝盖，还撞到一位苹果小贩之后，终于到达了朋友的住处。他被介绍给一个叫克拉朵菲可夫（Kladovikov）的人，克拉朵菲可夫告诉了他一个计划：工人们正在酝酿组织和莫斯科类似的互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走上了一条使他和成千上万圣彼得堡工人一起，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公然对立的道路。（11）
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招募的领导者之一就是沙邦，沙邦几年前在丧妻之后从家乡省份来到首都。沙邦来自农民家庭，对在城市里遇到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在神学院（Theological Academy）学习期间还曾在孤儿院工作。他在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声望日益增长，最后引起了祖巴托夫的注意。（12）
沙邦具有超凡魅力和复杂的个性。他的个人魅力使他赢得了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信任——从沙皇的官员到煽动反对沙皇的人。他的讲道可以令人感动得落泪，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内心的光芒”。他落落大方地对待在祖巴托夫的社团中遇到的工人，没有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沙邦的激情没有受到有纪律的使命感的驾驭。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这使他经常背叛他说服别人给予他的信任。（13）
沙邦成为祖巴托夫的社团聚会的常客，他不但细心聆听，还鼓励工人说出心声，有时还会加以评论。到1903年春天，他已经与包括法纳雪夫在内的几名重要成员成为朋友，法纳雪夫敦促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沙邦谢绝了，圣彼得堡许多工人也对当局感到怀疑，不敢参加在警察的控制之下活动的组织。到了1903年底，该社团濒临瓦解。但是沙邦和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一个新组织，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
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认为这或许会转移工人对劳资矛盾和革命派的煽动的注意。但是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沙邦说服官员相信警察在场会使工人不敢参加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同意让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活动。沙邦全权负责监督协会事务，并保证将工人的精力引向有益的方向。（14）
神父最初可能没有政治意图。他曾与该市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打过交道。后来他说：“他们开始信任我，一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变革。”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爱国主义，他在交给警方的备忘录中解释道：“基本思想就是在工厂和磨坊工人中间筑一个巢，”他告诉他们，“如此一来，健康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雏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帮助自己的工人同事。”（15）
工人协会的领导者被称作“负责圈”，多数是技术精良、已婚和相对富有的金属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协会成员们拿来了家具和书籍，还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挂上沙皇的肖像。有些晚上这里开会，另一些晚上则有讲座、音乐会或舞会，有时人们只是闲坐看书或下棋。协会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基金，并且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出面交涉。不过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不同的是，协会避免罢工。表面看来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证明官员们对沙邦的判断力和可信度的信任完全正确。（16）
不过，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种自助活动的表象下面的真实情景，一定会感到震惊。虽然沙邦早期的观点在对沙皇的个人忠诚和反对独裁之间摇摆，但使工人协会卷入政治的催化剂却另有其人：卡列林（Aleksei Karelin），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Marxist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SD） Workers' Party）党员，19世纪90年代曾经遭到逮捕和短时间流放。卡列林和他的伙伴们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再抱幻想，他们欢迎工人协会所提供的在合法的外衣下不用担心警察骚扰地接触工人的机会。他们把多年来的组织经验和法纳雪夫所谓“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到了该市的工厂工人中，当时沙邦并不喜欢这种影响，（17）
在最初的猜疑之后，沙邦终于像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一样赢得了卡列林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任。晚上十点左右，负责圈的会议结束之后，沙邦会邀请包括卡列林一伙在内的少数工人去他的住处，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沙邦表现得逐渐向这些在工人协会中担任关键职务的新成员的颠覆性政治观点靠拢。（18）
1904年三月，沙邦邀请卡列林、法纳雪夫和另外两名工人协会核心成员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拿出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纲领。政治诉求包括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即特赦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折磨的人”。社会诉求包括工会合法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人参与起草社会保险法和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正是卡列林一伙一直敦促沙邦拟订的纲领，它成为工人协会的“秘密纲领”。（19）
“痴人说梦”
“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圣彼得堡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他严肃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1904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到另外一些政权的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敞开大门，会议迅速变成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工会权利。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淹没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出乎意料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目标宣言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联合。”（21）
1904年的两起事件激起了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一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挫折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升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七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内务部长普列韦。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必须与温和派“谈和”。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占据了舞台的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从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参加人数超过600人——作家、律师、‘地方议会的人’，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和‘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温和的自由派，将其当作自己的右翼，自己的天然支持者是城市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进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各阶层，包括该国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部长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过他的内政部长却抓住了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梅斯基告诉沙皇：“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或有问题的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选举权，取消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呼声。（26）
不过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27）
十二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部长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加快步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的冬雪初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7，000名会员和11个地方分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都成了工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解放同盟成员到工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月28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工人们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于是他们决定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十二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威胁解雇。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他专横行为的打击。十二月的最后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1月2日星期日，6，000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12，000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他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400家工厂的1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跌至新低。1月6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圣彼得堡市中心，冬宫外的宏伟广场，在那里当面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1月9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都感染了一种激动的情绪。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酷热、憋闷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演讲者问群众：“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期四才传到政府内。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部长们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部长正在与法国和德国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流血。星期六政府发出了警告：“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骚乱将依法采取断然措施。”（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如果我被杀害，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大家都承认他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全民抗争的开始”
星期日，法纳雪夫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喝了一杯茶后向家人道别，然后在清新凛冽的空气中出发前往维堡分会。他到那里时已经有一大群人等在分会办公室了。他吩咐在十一点之前到达的人自行朝冬宫广场进发，这样他们就能在军队封锁聂瓦河上的桥梁之前抵达那里。中午时分，他和数百名十一点之后抵达的工人开始沿着德佛兰斯凯亚大街（Dvorianskaia Street）向冬宫进发。
他们走到街尾就看到步兵和骑兵等在那里。当他们走到500步之内时，一声信号响起。雪亮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骑兵们冲过来，把游行者驱散到十字路口。人们或翻墙，或夺门而入，逃进路边的院子，院子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工人。骑兵经过时，法纳雪夫发现还有大约二十个人趴在街道上，正在匆匆爬向路边，帽子鞋子丢了一地。不久，骑兵又掉头再次向街道冲锋，用军刀刀背将仍然留在街上的人打倒。大约十分钟之后，人们发现军队显然已经开往其他地方才离开院子。许多人回了家，但法纳雪夫和其他人转身继续朝广场行进，有些人则穿过冰冻的聂瓦河以避开进一步的冲突。（39）
与此同时，沙邦正带领着最大一支游行队伍从工人协会纳尔瓦分会出发。在横跨塔拉卡诺夫卡河（Tarakanovka River）的桥上，他们遭遇到因听说有革命行动而刚刚抵达城里的伊尔库茨克第93步兵团（93rd Irkutsk Infantry Regiment）。士兵们原本就紧张，当他们看到领头的游行者不顾警察让他们后退的要求，反而手挽手向军队前进，就更加紧张了。一位罢工者日后回忆道：“一开始，群众向广场行进，然后看到士兵准备动枪，领头的游行者便开始跑向他们，群众紧随其后。军号响了三次，士兵们两次向天开枪。群众还在跑，眼看就要到达桥梁的入口处。这时第三次近距离齐射击倒了举旗者……到处都能听到哭喊、哀号和呻吟声……由于场面过于混乱或者指挥官残忍无情，两个连的士兵又交替向人群开火七次，直到子弹用光为止。”人们四散逃到附近的街道上寻求掩护，留下数十位死者和伤者倒在血泊中。沙邦震惊了，他喃喃自语地躲藏起来，那天晚些时候，他剃掉了自己的长发和胡子，辗转来到作家高尔基的寓所。（40）
全市各地的游行队伍遇到军队之后都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但仍有成千上万人在两点之前抵达冬宫广场，站在那里等待沙皇。大屠杀的消息和沙邦被杀的谣言传开之后，愤怒取代了期待。两点的钟声敲响了，沙皇没有出现。军队终于开始清场，他们向示威者开枪或用鞭子和剑背抽打他们。暴力冲突持续了一天一夜，多数发生在冬宫附近及河流对岸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Vasilevskii Island）上。（41）
政府在血腥星期天的暴力行为，不仅使沙皇热爱人民的说辞成了一句空话，还造成了革命派的煽动无法造成的效果。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统治者听到他们的正义呼声，并且为他们采取行动，现在这些希望已被粉碎。没有人在表达义愤时比沙邦神父更加直截了当。星期天晚上，高尔基带着剃掉胡子的沙邦参加自由经济社（Free Economic Society）的会议，众多知识分子齐聚一堂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高尔基站起来发表了沙邦的声明，声明说沙皇和人民之间隔着他们同志的鲜血。接着沙邦自己高喊：“和平手段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其他手段！”在呼吁大家捐款支持工人的斗争之后，他被认了出来，会议陷入一片混乱，沙邦从后门逃跑——然后流亡海外，不再参与他所促成的运动。（42）
1月9日之前，反对沙皇主要是有政治意图的人们的话语。但是从那一天起，政府和反对派都要开始考虑一股全新、不可预测的力量：活跃的全民反抗运动。冬宫游行改变了一切：大众对独裁统治的服从已经破裂，国家即将开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动乱。在组织者眼中，游行是一项胜利：沙皇的荣耀与合法性如他们所料“淹没在了血泊中”。但那天参加游行的男女并未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更多深义，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仅是一项要求正义的卑微请愿，而不是以命相搏的故意冲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一场运动。
沙邦的工人协会还有另一项持久的影响，但在1月9日，步枪齐射和骑兵冲锋的声音仍在人们耳中回响的时候，这项影响不易被人们察觉。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获得了独立行动的经验，这与独裁统治之下旧的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在那一年里，首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将以其为基础发展其他组织，并经常与教育水平更高的人们合作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工人协会也产生了几位胸怀壮志、口若悬河的人物，例如后来在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列林。当工人协会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它所培养的思维习惯和领袖仍然是新的人民运动的中坚。
尼古拉二世无法区分国家的危机和他的个人事务，把一切都概括到一段简单的日记中：“悲惨的一天！圣彼得堡发生严重骚乱，因为工人想前往冬宫。城里数个地区军队被迫开枪；许多人伤亡。天啊，多么令人悲痛心碎！妈妈从城里直接去教堂。与大家共进午餐。与米莎（Misha）一起散步。妈妈待了一晚。”（43）
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沙皇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认识到连接他和他的臣民的忠诚纽带已经断裂。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被“一小撮恶棍”带坏了，只要他的政府更加坚定，就能避免混乱。于是尼古拉二世任命以铁碗著称的军人特列波夫（Dmitrii Trepov）为圣彼得堡总督，还给了他戒严令所赋予的权力。特列波夫试图通过逮捕罢工组织者和工人协会领袖、取缔报刊和在发生罢工的工厂驻军来恢复秩序。这一切都强化了血腥星期天所传达的信息：碍人民的事的正是这个政权。（44）
不过尼古拉二世至少还有几个顾问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安抚性的姿态来重建人民对慈爱的“沙皇父亲”的忠诚。梅斯基和农业部长尔莫罗夫（A. S. Ermolov）督促沙皇表达他对工人福利的关心。财政部长还补充道，如果沙皇不理会工人的不满，平息首都的动乱，将有损俄国对外贷款的信用。
尼古拉二世同意做出姿态。他精心挑选了三十四名观念保守的工人，邀请他们到沙皇别墅做客——他们必须站成一排接受脱衣检查，然后聆听沙皇讲话，沙皇警告他们不要再参加任何骚乱。沙皇特赐洪恩道：“我相信劳动人民的荣誉感和他们对我不可动摇的忠诚，因此我将赦免他们的罪行。”除了这个厚颜无耻的举动之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有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在内的新委员会，来调查首都的工作条件——2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部长和家庭的压力下，不情不愿地给予个人和机构向内阁请愿的权利，还宣布了一项关于选举议会的语焉不详的计划。（45）
如果沙皇按照梅斯基的建议，早在十二月就发布这些改革措施，他或许还能多少赢回一些知识精英的忠诚。但是到了二月，即使是温和派也对这样的变革感到不满了，而政府在认为工人代表要求过分而撤消了委员会之后，也浪费了温和派所给予的一切有利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危机虽然能迫使政府做出反应，却无法使其做更多的事。
正在沙皇犹豫不决之际，俄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骚乱浪潮。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还要求管理者给予更好的待遇。他们在挑战雇主时不顾禁止罢工的法律，因此首先冒犯了国家。工人公然反抗这个禁止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政权，罢工的规模和涉及的地区前所未有。一月份总共有超过400，000名工人参加罢工，二月份有将近300，000人参加罢工。（46）
对高压统治的反抗在二十世纪俯拾皆是，只要大众最初对现状的不满遭到镇压，就会给政治怒火火上加油。改变国家统治方式的运动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经过精心组织。但是游行一旦开始就很难遏止，除非产生分裂，受到安抚，或者取得最终的胜利。1905年一月游行前往冬宫的俄国人，以其大胆的目标和手无寸铁前往权力中心的行为改变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主动权不再握于沙皇及其部长手中。现在人民开始决定变革的进程。
冲突纷起的帝国
1905年春夏，人民开始反抗管制其日常生活的统治阶级。高层次的抗议和对政治改革的高远要求并未减少，但最激烈的冲突所针对的焦点都是独裁制度的基层，而不是高层的各部门。无论是地主和雇员，还是地方官和军官，都发现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下层的攻击。
在这期间，当局仍然被惰性所控制。沙皇不愿进行重大改革，而他的士兵和警察也无法压制住人民。对日战争的最新两次挫败——陆上的奉天会战和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s）海战——只是加深了政府的无力感。对马海峡海战尤其令人深感耻辱：在经过数月的长途运输之后，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Fleet）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军覆没，和谈随即展开。
在这种失败的气氛中，士兵无心执行任务，尤其是在上级要求他们恢复工厂区和发生农民暴动的住宅区的秩序时。某些部队的士兵还参加政治集会，阅读革命宣传品，反抗思想横溢军中：一个步兵团百般阻挠政府逮捕一名士兵，一个步枪连拒绝射击练习，直到政府释放一名被监禁的连队成员。（47）
军队、城乡、俄国的心脏和帝国的边陲爆发动乱的原因不止一个。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不满。士兵的薪饷过低，以至许多人不得不出售部分面包才能勉强生活，放假的士兵不准乘坐火车的头等和二等车厢，不准上酒吧或餐厅，甚至不准进入部分街道和公园。农民对必须支付的税收及自己与当地贵族之间在拥有土地上的巨大不平等感到愤怒。帝国的非俄罗斯民族则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居于附属地位感到不满，并且要求自治。（48）
这些不满都存在以久，它们之所以同时爆发出来，是因为异议分子现在所面对的政府由于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残杀自己的人民而失尽尊严。人民不再信任沙皇，他的将领也因战败而蒙羞。国家的老舵手面临着一片遍布冲突的汪洋。
2月8日，处于帝国的农业心脏地带的库斯克（Kursk）省的农民开始暴动。成百上千的农民以教堂的钟声和篝火为信号，推着推车，成群结队地前往当地的庄园，闯进仓库运走谷物，然后根据各家要供养的人口数来分配。（49）
2月18日，政府宣布格鲁吉亚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了10，000名士兵进驻当地。偏远的古利亚（Guriia）地区的农民从1903年起就不听从任何政府当局的命令了。他们拒绝缴税，烧毁沙皇的画像；还杀死了几名官员（掘墓人拒绝埋葬他们，将其作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古利亚地区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古利亚社会民主委员会（Guriian Social Democratic Committee）手中，该委员会每周举行公众集会，会议的特色是无拘无束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长期宣传不与国家权力合作的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给一位住在格鲁吉亚的追随者，告诉他古利亚人正在做的就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所想的。托尔斯泰说，他们既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不攻击当局，而仅仅是让自己独立于统治者。（50）
在赫尔松（Kherson）省的塔拉席诺（Talashino）村，农民们开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寄给圣彼得堡的政府。请愿书写道：“陛下，我们的要求十分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农民承受着国家的各种苦难，各种错误：我们的祖先因为俄国的扩张而流血；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忍受着奴役，让特权阶级得以养尊处优……许多世纪以来，我们必须缴纳无法承受的大量捐税。”然后请愿书要求民主选举议会，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和大赦政治犯。（51）
在主要纺织中心伊凡诺弗（Ivanovo-Voznesensk），超过30，000名工人于5月12日发动罢工。各工厂选举工人参加代表大会，代表罢工者出面交涉。代表大会拟订了一份要求清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产假，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大会还组织了一支民兵，以免发生暴力。直到五月下旬，军队攻击参加集会的工人，鞭打多人并杀害若干人之后，罢工才转向暴力：工人连续八天暴动、抢劫，并且在街上与警察和士兵混战。罢工一直延续到六月底，雇主在当局的压力下做出了一点让步，疲惫不堪的罢工者才返回工作岗位。（52）
6月14日，黑海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水兵派代表向军官抱怨他们吃的肉都长了虫。一位愤怒的军官开枪射杀水兵代表。水兵哗变，杀死了几个军官，并且在船上升起了红旗。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担任指挥，当晚，波将金号驶进敖德萨（Odessa），这个重要港市当时正被罢工的狂潮席卷。波将金号的抵达激起了一场示威，接着演变为暴动、抢劫和纵火。官员宣布戒严，波将金号返回公海，最终在罗马尼亚靠岸，水兵投降。（53）
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层阶级都在围攻政府机关和大财主。这些行为多数是由于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刺激，许多暴力事件又促使当局进行镇压。但是古利亚共和国和伊凡诺弗代表大会的建立等事件也为激动不安的大众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工人农民在对雇主、地主或地方官员采取直接行动的同时，也要求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仍然是违法的，却是争取一席之地的最常见做法。工会常常在自发的罢工中形成。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开始罢工，以迫使雇主同意提高工资水平。但是当罢工由于该产业中其他工人拒绝配合而失败之后，组织者决定印刷行业中所有工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成立工会的尝试总共有四十次之多，但多数都停留在只有少数几个核心活动家的阶段。（54）
这种全新的民众力量的潮流，也影响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1905年的头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和兽医，都建立了全国工会，拟订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那年夏天，莫斯科的农民组织达到高峰，超过二十个省的农民开会选举了农民代表。代表们一开始在一所医院里，然后在一座谷仓里秘密开会，他们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教会和皇室拥有的土地，建立国民议会。（55）
所有这些反对运动都已经超出了国家的镇压能力。虽然沙皇的密探和地方长官只要一发现罢工组织者和其他活动分子，就毫不犹豫地加以逮捕，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控制帝国的每个角落。俄国单位人口的警察人数远少于英国和法国；举例来说，在农村地区，一名警察一般要负责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和50，000人。这个政权可能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处不在。
除了组织自己和躲避警察之外，反对沙皇的人还努力在没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动员民众的支持，在已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巩固这些支持。工人已经成为一支威力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力量，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动力的社民党人怀着满腔热忱来着手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在工厂散发传单和报纸，还投身于组织工会的工作中。不过，虽然其领袖和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所熟悉，但社民党的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吸引到多少成员，也没有能够改变劳工运动的方向。（56）
自由主义者虽然声称与工人团结一致，但他们认为由于自己是杰出的男女，所以也是社会的天然领袖，因此可以指望工人会听从他们的领导。结果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仍然是“一群没有军士的将军”。（57）
不过，在俄国反对运动的春天和夏天里，军士并不缺乏。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专业人士——都参与其中。报纸通过报导抗议活动和谴责政府来公然反抗审查制度。人们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未经批准的团体激增。面对这些，政府连基本的公共秩序也无法维持，普通犯罪猛增，流氓恶棍四处滋事，还迫害犹太人。简单说来，国家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反对派缺乏协调合作。跨越民族和阶级界限的全民组织始终没有出现。到了秋天，一种有价值但却迟来的整合不同团体，发起反对独裁制度的决定性运动的努力终于出现，并且为反对派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为政治权力而罢工
“同志们，停下工作！”
沙皇在几个月的无所作为之后，于8月6日批准成立咨询议会，或称杜马。杜马将在间接选举之后于1906年一月召开。不过投票权限制极为严格，以至于圣彼得堡的一百多万人中只有约7，000人有投票资格。工人事实上被排斥在外。而且杜马的功能仅限于对立法进行初步审议。沙皇的谕令说，这个新机构将保护“有关独裁政权本质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不受侵犯”，这给他不愿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提供了新证据。新一轮冲突不久就要到来。（58）
与一月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工人再次走上了第一线。9月19日，莫斯科一家工厂的印刷工人罢工，提交了一个要求清单。到周末时，罢工已经使该市多数印刷厂关闭，工人们选举代表组成叫做“苏维埃”的委员会，以便协调罢工。不久之后，面包师、木匠和金属工人也罢工了。到了十月初，罢工转至圣彼得堡。
罢工者的动机一开始是钱而非政治。他们要求雇主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男女工人平等，还要求老板以礼相待。但实际的罢工行动使工人必须面对军队。9月22日，打破印刷厂窗户并威胁未罢工者的罢工工人在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下被警察和士兵包围。一位目击者报告说：“哥萨克靠近了，人群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位宪兵在马上摇晃，然后摔了下来。群众……转身就跑。骑马的哥萨克立即追击。”金属工人和面包师也陷入了类似的冲突中，数十人受伤，若干人死亡。（59）
与血腥星期天一样，政府的反应把劳资矛盾政治化。用印刷工人工会散发的传单上的话来说：“我们和平的经济斗争直接把我们引向了某些人曾经想要避免的情况——把我们引向政治斗争，引向反对独裁的斗争。”到了十月初，印刷工人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只有当全体人民经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选举出代表来管理国家时，我们才能在与雇主斗争时得到保护免遭警察的残暴对待。”（60）
不过，与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这次工人不是孤军奋战。现在他们的斗争是更大的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的一部分。政权知道自己面临威胁，但不知如何应对。八月下旬，特列波夫敦促沙皇恢复过去二十年中中断的大学自治。这么做意味着大学教职员可以允许学生举行集会。曾被一位同事描述为“大概从没读完过一本正经书”的特列波夫认为，这会把学生的注意力从街上和政治活动中吸引回校园里，使反对运动减少一股力量。（61）
学生却使这位总督对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他们于九月初返回学校，教室里白天上课，晚上则挤满了举行政治集会的学生和政党活动家。工人也涌入大学举行大会，邀请革命党人来演讲。官员们会毫不犹豫地派军队躯散工厂区举行的这种集会，却不得不容忍校园中的集会，希望兴奋情绪会逐渐消退。（62）
在街头上，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开始亲密合作。10月2日，学生、专业人士和工人把一位大学校长的送葬队伍变成一场政治游行。他们沿着纳夫斯克大街（Nevskii Prospekt）向市中心行进，数次与军队发生打斗，许多人手持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在冬宫附近的海军广场（Admiralty Square）上，他们跪下，脱帽，合唱圣歌，以纪念血腥星期天的殉难者。（63）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动机混杂在一起，使反对运动更加强大，“全俄铁路职员和工人工会”（All-Russian 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 and Workers）就是其微观表现。工会组建于1905年四月，已经从经济问题转向关注能够使总数超过700，000名白领和蓝领铁路员工团结在一起的政治目标。七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几个月以来，准备工作进展甚微，但到了十月初，当九月份开始的罢工浪潮逐渐退去的时候，莫斯科的工会领袖终于要求各条线路的铁路员工于10月4日开始罢工行动。（64）
普通员工反应迟缓，但10月6日，莫斯科-喀山（Kazan）线的火车司机自行采取了行动。那天晚上，一群司机在拒绝行使货运班次之后劫持了一个火车头，驶到彼罗沃（Perovo）站，在那里通电宣布全国铁路罢工。接下来的两天里，火车司机、行政职员和该线路的车间工作人员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召集其他开往莫斯科的线路的工人。驻守车站的士兵并未多加干涉。工会提醒工人们：除非他们赢得“政治自由”，否则他们希望赢得的任何经济利益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会于10月9日发出一份要求清单，其中包括言论和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大赦宗教和政治犯。（65）
罢工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播，一座又一座城市的铁路工人关闭车站，停驶火车。在莫斯科南边的卡卢加（Kaluga），从莫斯科驶往基辅的火车没有按点进站，罢工宣告开始。当晚，另一条经过卡卢加的线路的电报员发出罢工消息后也开始罢工，把罢工的浪潮推向其他城市。此举使萨马拉（Samara）市的邮政服务中断，于是罢工又扩展到另一条线路。在南方的工业中心伊卡德连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铁路车间的职员和技工于10月10日开始罢工，并且在总站集会。军队抵达时，工人们就分散开来。一些人接管了一列火车，驶往尼兹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市，将罢工带到了那里的车间。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连锁反应已经使整个帝国几乎所有铁路线路的服务陷入瘫痪。（66）
铁路罢工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成为总罢工的催化剂，总罢工使俄罗斯帝国多数城市的生活陷于停顿。在莫斯科，一队队铁路员工分别进入各个工业区，说服工人参加罢工。与此同时，市中心的白领工人也在市政府职员的带领下走出办公室。煤气厂、自来水厂、电站和屠宰场的服务中断，市政管理也陷入瘫痪。药房职员和电话接线员也开始罢工。（67）
这不是一场局限于市郊工厂区，很容易被居住在高级社区里的体面市民忽视的普通罢工。这场罢工使所有人——包括没有亲自参加罢工的人——都无法正常生活。肉价飞涨，谷物供应减少，牛奶完全断货。10月16日一份报纸报导说：“煤气和电灯都没用了，无论是马拉的还是电动的街车都没有恢复工作。电报系统、电话和邮局也不工作。多数商店关闭，门窗都用木板封住。”（68）
各行各业的莫斯科市民不再忙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是聚集在大学和技术学院里，在这些地方，工人、社会主义鼓动家、学生和专业人士与商人、警察线人和小贩亲切交谈。一位观察者报告说：“来自冉莫斯克佛列雪（Zamoskvorech）的商人向工人眨眼示好，工人也做出同样的回应，而狂喜的学生则时刻准备拥抱任何高喊‘打倒独裁！’的人。”（69）
关于新发生的罢工和动乱的报告从帝国各地涌入首都。在哈尔科夫（Kharkov），街上的人们要求关闭磨坊和工厂。在巴统（Batum）和高加索，所有商店都关闭了，电力也完全中断。十月份总共有一百多万名工厂工人罢工，还有数十万名铁路员工、政府职员、办事员和学生参加。（70）
10月11日，圣彼得堡的铁路工人终于投票决定参加罢工，并于次日中断了全部四条通往首都的铁路的交通。第三天，大型金属工厂的工人罢工，并且开始走访附近的小工厂。欧布科夫钢铁厂的罢工者出现在拉斯特里耶夫（Rasteriaev）工厂的大门口，要求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厂内的工人丢下工具，在工厂里到处走动，大喊：“同志们，停下工作！”几分钟之内，马达和机器都停了下来，人们脱下工作服，向老板提出政治要求。（71）
工厂区一个又一个企业的工人发动罢工之际，另一些人则把罢工推向市中心。接下去几天里，印刷工、钟表匠、办事员、电话接线员，甚至演员和小学生都离开自己的岗位。大学成为一切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讨论自己的选择和需要，决定是否参加运动。（72）
10月12日晚间，办事员工会领袖斯维区科夫（D. Sverchkov）来到大学，发现会议厅、礼堂、楼梯和平台上都挤满了人。他努力穿过人群进入大厅，然后在他正在敦促数千人参加罢工的时候，有人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说该市的电站即将关闭，大楼里将一片漆黑。斯维区科夫让学生分发折成两半的蜡烛。他事后写道：“有人点燃了蜡烛，一根又一根，成千上万微小的火光在大厅各处燃起。我从讲台上看下去，胸中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们似乎在……为死去的独裁制度举行追悼会。”聚会结束后，大厅也打扫干净供下一个团体使用，斯维区科夫离开学校，走过聂瓦河朝家走去。平时总是五光十色、十分热闹的聂夫斯基大道(Nevskii Prospekt)空无一人，灯光熄灭，商店橱窗用木板封住。只有巡警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73）
“手持刀剑”
圣彼得堡的罢工者虽然与其他市民一起参加总罢工，但作为反抗现政权的一股力量，他们也有与众不同之处。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天起就催促工人成立草根组织。孟什维克不是等待国家实施改革，而是希望工人采取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非暴力斗争中，群众运动的行为方式。10月10日，他们号召首都的工人选举代表组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Petersburg General Workers Committee）。三天后，40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有来自将近100家工厂和许多工会的266名代表参加。10月17日，委员会投票更名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74）
当时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革命团体代表正在为谁当主席而彼此不和，因此苏维埃选举了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年轻律师诺沙（Georgii Nosar）为主席。诺沙曾经两度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生活富裕，却对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很有同情心；他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还帮助他们起草请愿书。苏维埃还决定让主要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这些活动家多年来一直藏身地下，冒着被捕、入狱和流放的危险印刷非法传单，为“有知识的”工人组织小团体，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社会主义者终于走上了人民运动的前线。（75）
他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个孟什维克。他原名布朗胥坦（Lev Bronshtein），生于俄国南方大草原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托洛茨基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反而投身激进的地下活动，结果在沙皇的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岁生日。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他逃到西欧，参加了伦敦和日内瓦的流亡马克思主义者小团体。听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后，他用假护照回国；随后躲藏在芬兰，然后在十月罢工达到高峰时抵达圣彼得堡。托洛茨基是一个才华出众，有着超凡魅力的人物，他成为该市革命派的领袖和苏维埃的重要战略家。
自认为是反对运动先锋的苏维埃陶醉在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权力感中，他们不仅对政权发出威胁，也开始对社会上其他挡他们路的人发出威胁。代表们要求该市的工厂主和店主关闭企业，参加总罢工。但呼吁伴随着警告：“如果你们不服从这项要求，你们的商店将被砸毁，机器将被破坏……关掉工厂、磨坊和商店，趁现在还来得及，以免你们成为人民怒火的牺牲品。”代表们不明白罢工扩散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它是非暴力的，在他们很快明白这一点之后，政权就带着大量的经验和资源参加了这场暴力的游戏。（76）
在其他方面，苏维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每天晚上，代表们都会不做警告地来到不同的印刷所，占领车间，然后在支持他们的印刷工的帮助下印刷《消息报》（Izvestiia）。10月19日，罢工逐渐平息的时候，苏维埃采取行动结束了圣彼得堡的审查制度。代表们警告说，排字工和其他工人将拒绝印刷遵守严格的出版法、在出版前将其内容送审的报纸。拒绝配合的印刷工将被其他工人排斥。苏维埃事实上是在该市颁布了新的出版法，几乎所有的报纸都遵守了。（77）
工人协会是由沙邦神父和他的小圈子自上而下领导的，苏维埃成员则更喜欢民主决策。在技术学院召开首次会议之后，他们搬到附近著名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自由经济社的大楼中。代表们每晚穿着工作服聚集在这座宏伟但破旧，有着镀金壁柱和寓言画的建筑中。他们在入口处脱掉套鞋，进入挂有将军、显贵和沙皇本人的画像的主会议厅。在绿色长桌前听完报告之后，执行委员会就退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做出决议，然后回到会议厅里提交决议供讨论和批准。（78）
苏维埃与工会、专业团体和成千上万普通人的轻率行动一道，帮助把十月罢工变成了一场生机勃勃的非暴力运动，这是二十世纪的首例。他们没有发动正面进攻，也没有像沙邦的工人们一月份曾经试过的那样向沙皇请愿，希望他答应自己的要求，他们只是停止工作，并且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会复工。国家能够镇压示威活动，逮捕其领袖——事实上国家经常这样做——但国家却不能强迫人们去工作；而且在铁路、电报、银行和电厂都关闭的情况下，国家也难以维持运转。
总罢工通过瘫痪连接首都和国家其余地方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使国家陷入了混乱。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明确指令来指导其应对措施，而高级官员也缺乏关于各省的情况的信息，经常根据传言采取行动。即使是待在海边彼得夏宫（Peterhof）的沙皇的家务事也不免受到罢工的影响。铁路交通中断意味着他的官员不得不乘船从首都去晋见他，根据他10月12日的日记，这种情况至少一次推迟了他的午餐。（79）
尼古拉二世对人民运动与他的政权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丝毫不以为意。据一位亲信说，沙皇生活在“非常愚蠢的虚幻天堂中，认为自己像以前一样强有力，大权在握！”等他终于有所警觉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使用武力，但他的部长们当时已经认识到这样做对恢复多数铁路线的服务毫无用处：罢工规模太大，超出了军队的控制能力。于是沙皇要求特列波夫平定各城市的动乱。10月12日，总督命令警察局长镇压所有破坏活动，两天之后，他在街上张贴布告：“我已命令军队和警察在遭到群众抵抗时立即并采取最坚决措施镇压这种企图[制造动乱]——不对空开枪，不惜子弹。”（80）
公众并没有被吓住。就在特列波夫发出警告的那天，圣彼得堡有40，000人上街示威，大学礼堂里也充斥着平常的政治集会。警察和军队没有出面落实特列波夫的威胁。莫斯科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虽有暴力事件发生，但并不都是由当局引起的。镇压无法平息抗议的浪潮。与血腥星期天一样，政权发出的暴力信号只会激怒反对者。（81）
强制手段眼看已经失败，政府内部的改革声音又出现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内阁主席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他曾在对日和谈中为俄国赢得了有利条件。维特是一个聪明、傲慢的人和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他不是独裁政府的反对者；事实上，他对一年前梅斯基改革方案的失败负有部分责任。但现在维特认为，政府只有做出重大让步才能挽回局面。他在一份呈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政府没有区分合理的变革要求和极端分子的煽动。社会中理性温和的人们正在争取自由，政府不能堵上这条路。国家必须通过把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制定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法来“把自己置于自由的旗下”。他指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成为一个愿意血洗国家的独裁政权。（82）
但是这两种选择沙皇都不喜欢。后来他告诉他的母亲，他可以“任命一位精力充沛的军人，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镇压造反。”不过“那样也只会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几个月之后我们就会再次被迫使用武力，俄国将会血流成河……另一条路是给人民公民权——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人身不可侵犯；此外还有义务通过国家杜马来指导所有立法计划——这本质上就是立宪。”（83）
沙皇苦苦思索了几天。他问特列波夫的意见，特列波夫建议他按维特的建议做。但是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却选择镇压，并让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担任军事独裁者。但是大公极为激动地威胁说，如果沙皇按此方针行事，他就在沙皇面前开枪自尽，沙皇这时才改变注意，决定签署宣言，承诺改革。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当晚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思维混乱。求主帮助我们，拯救俄国，使俄国实现和平吧。”（84）
《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极为简短——政府将实施三项重要改革：政府将“根据人身不受侵犯，良心、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原则”给予“基本的公民自由”；政府将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目标为全民普选；政府还将给予杜马批准法律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宣言结尾呼吁：“俄罗斯的忠诚儿女……帮助结束这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并与朕一同为恢复我们祖国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一切努力。”沙皇既已做出让步，便不会再容忍他的帝国有任何动乱。（85）
“感谢上帝，《宣言》已经签署。现在新生活即将开始。”特列波夫写道。尽管人们认为他是独裁制度的捍卫者，但他也开始认为改革能够达到镇压无法达到的目的。一开始，特列波夫的乐观似乎是有根据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们上街欢庆，莫斯科市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宣言；首都议会给沙皇发电报，颂扬他为“自由国家的沙皇”。一家报纸欢呼道：“让我们作为自由人，作为自由、立宪的俄罗斯的公民而拥抱吧。”（86）
但是这一天结束之前就有迹象显示，宣言可能不足以安抚反对派。在莫斯科的自由派卡德党（Kadet Party）成立大会上，演讲者声称这些变革并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者更加尖锐地谴责宣言只是欺骗工人阶级结束罢工的诡计。列夫?托洛茨基在一个大学的阳台上坚决地向一大群挥舞着红旗的工人和学生指出斗争尚未结束。托洛茨基大吼：“公民们！现在我们已经把统治集团逼入墙角，他们承诺给我们自由，但是自由的承诺就等于自由吗？……我们必须手持刀剑捍卫我们的自由。至于沙皇的宣言，看，它只不过是一张纸。它就在你们面前——在我的手心里被揉成一团。今天他们发布它，明天就会拿走，撕得粉碎，就像我现在在你们眼前把这纸上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样！”（87）
依然斗志昂扬的不仅是激进分子；右翼分子也掀起了一连串暴力事件。被称作“黑色百人团”的右翼群众连续数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头徘徊，砸毁商店橱窗，殴打甚至杀害学生、工人和其他被怀疑参加革命活动的人。警察容忍甚至鼓励他们。在这两大城市之外，混乱情况尤甚。非俄罗斯人和非基督教徒是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里海石油城市巴库，黑色百人团蓄意攻击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基督教徒，但不是东正教徒），希望把他们赶走，杀死超过六十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尤其血腥。基辅有12人被杀，顿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有34人被杀，明斯克有54人被杀，敖德萨有超过500人被杀。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样，有证据显示地方当局和警察参与了这些事件。（88）
由于激进派信心倍增，不彻底摧毁独裁制度建立共和誓不罢休，而反动派却不愿把街道让给政权的敌人，于是也野蛮地进行反击。宣言标志着圣彼得堡街道上从冰天雪地的一月开始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新阶段。
“几乎毫无限制”
10月17日之后的几天里，《消息报》上的一篇社论描述了《宣言》发布之后的矛盾状态。文章坦言：“我们得到了集会自由，但我们的集会却被军队包围。我们得到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仍然存在……我们得到了学习自由，但大学却被军队占领……我们得到了维特，但我们还有特列波夫。我们得到了宪法，但独裁制度仍在。”（89）
宣言承诺改变政府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但一纸文件本身无法带来这种新秩序。就在沙皇和他的部长们还在争论如何落实宣言的时候，圣彼得堡的市民已经把自由据为己有。报纸更加大胆地报导和评论各种事件，市民们抢购支持各种政治观点的出版物。其中最具煽动性的是像《机关枪》（Pulemet）这类的讽刺刊物，里面印有官员们和沙皇野蛮、血淋淋的漫画。当局偶尔会突击搜查某家出版社，但没有试图有计划地扑灭这种新出现的事实上的出版自由。
拉斯特里耶夫金属厂的工人们再也不用把自己的地下报纸藏在机器下面。他们公开阅读苏维埃的声明，并且张贴革命党的决议。十月底至十一月，圣彼得堡每周都要举行几十次公众集会。人们排队涌入礼堂，聆听关于政府与法律的原则的演讲。1905年秋天，新的工会不断涌现，遍及各行各业，包括裁缝、面包师、烟囱清扫工、家庭佣人和警察。（90）
这段著名的“自由时光”不只局限在城市里。乡村的农民也集会讨论宣言，并且邀请教师、农学家等“农村知识分子”来发表演讲。在离莫斯科仅150公里（93英里）的马尔可夫（Markovo），村民大会投票决定扣留税款，拒服兵役，拒不服从地方官员的命令，直到民主、全民公共教育、大赦政治犯和土地重新分配等要求得到满足为止。他们宣布成立“马尔可夫共和国”，选举了总统，还控制了学校和刑事法院。（91）
士兵和水手也把《十月宣言》当作旧规则不再适用的信号。在波罗的海小岛上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服役士兵要求缩短服役时间，提高薪饷，允许参加公众集会和出入公共场所，有权饮酒和选举纪律法庭。水手们认为沙皇给予人民“公开集会”的权利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说明自己的需要”，因此一个步兵连在向连长提出要求后被逮捕，这使得水手们怒不可遏。数千名水手暴动，他们捣毁商店，冲天鸣枪，还袭击军官和平民。结果有26人被杀，2，000多人被逮捕。
10月17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总共有超过一百次军事政变。与喀琅施塔得的政变不同的是，这些政变多数是在军官们至少部分答应服役士兵所提出的要求后和平结束的——同时也默认不再保持军官下令士兵服从的军事纪律常态。这对沙皇的官员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国防部长列第格（Aleksandr Rediger）将军回忆道：“每天都收到十几起不同单位报告的骚乱事件！很明显，连军队也靠不住的时候快要到了，崩溃要开始了！”（92）
俄国人从未感受过言论、出版、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他们享有这些自由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是因为他们夺取了这些自由，而当局惊慌失措，没有阻止他们。孟什维克领袖费丹（F. I. Dan）在致德国社会主义者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信中写道：“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陶醉的状态中；革命气氛就像美酒一样使人陶醉。言论和集会自由事实上几乎毫无限制。气氛简直太棒了。”（93）
不过“自由时光”也是危险的时光。虽然右翼极端分子最猛烈的攻击已于十月结束，但零星的暴力事件仍然存在，一场新的风暴也在发出威胁。十一月初，右翼运动开始通过新成立的俄罗斯人民联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URP）组织成形。俄罗斯人民联盟吸引了希望稳定的商人、在旧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及一些农民和工人。它在捍卫独裁制度的同时还沾满了阴谋论的污泥。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根据捏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认为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阴谋集团在俄国发动了革命，以便在基督教世界制造混乱，以此来实现犹太人霸权。俄罗斯人民联盟要求政府进行镇压，还组成了杀手团暗杀反对派领袖。（94）
右翼的呼吁使沙皇恢复了信心。他在10月27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全体忠诚的人民”正在反击一小撮使他们误入歧途的“坏人”，其中包括“犹太佬”，也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煽动者。尼古拉二世收到的大量电报使他相信舆论已经转向反对革命。维特向他保证改革会带来和平；但是没有，现在是结束混乱的时候了。（95）
就在尼古拉二世越来越焦躁不安的时候，维特的影响力也下降了。尽管维特的履历十分出色，但他在宫廷里却一直是个外人——这部分是由于他娶了一位离过婚，而且据传是犹太人的女人为妻。现在沙皇对改革失去了信心，便开始倚重宫廷统帅特列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看来，特列波夫既坚决果断又忠贞不二。但在知识分子眼中，特列波夫是残暴愚蠢的俄国军方的代表。维特后来写道：“特列波夫和所有无知的人一样，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如果人民暴动，你就打他们……”（96）
一连串新获得的自由，死灰复燃的暴力活动和暗中在改革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的政府，使得反对派处于转折点上。反对派从迫使沙皇发表《十月宣言》中赢得了几个月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胜利，但许多人却得寸进尺，想要得更多。施压太猛会使维特进一步失势，刺激沙皇进行镇压，这会抹杀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如果他们在沙皇垂死挣扎之际停止斗争，就会失去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而且无论他们采用哪种做法，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那种推动十月罢工的同舟共济感。
“暴力冲突临近”
十月罢工不是由哪个政党、工会或其他组织单独推动的，也没有哪个人成为核心或主谋。十月罢工期间，使政权的反对者能够一致行动的，是之前各种团体为了在公民自由和代议政府这两大主要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所做的大量工作。记者和印刷工、工程师和金属工人之间有许多分歧，但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件却教会了他们如何把精力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上。现在自由似乎已经到手，他们的团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十月罢工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卡德党，是“自由时光”中自由派主要组织。他们现在的目标是继续发展十月中成熟壮大的反对派，劝说政府遵守其诺言，努力在新秩序之下实现更进一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对卡德党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其余的事情就是在已经取得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巩固和建设。
卡德党和解放同盟一样，代表着超越阶级和党派界限的反对运动。他们宣扬民主和宪政主义，认为这些理念可以让地主和自由派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但是与解放同盟一样，卡德党实际上只代表了人口中少数阶层的意见，主要是地主和城市精英。领导该党的律师和专业人士与不愿服从他们领导的工人和革命派社会主义者渐行渐远。
10月17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圣彼得堡工人便显示出除了政治改革之外，他们心中还有其他东西。10月24日，涅夫斯基船舶机械制造厂（Nevskii Ship and Machine Works）的工人投票决定，通过在工作八小时后就下班的简单方法来缩短工作时间。该市其他工厂的工人也都照办。十月罢工期间原本针对政权的斗争意志，现在转向针对厂主和老板。（97）
十月罢工期间，雇主容忍了工人的抗议行为，许多雇主甚至还继续给发给部分工资。但他们对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反应截然不同。11月10日，厂主锁上了大门，几天之内，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拒之门外。少数企业的工人向老板妥协，回到了生产线上。其他工人则拒绝任何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解决方案，继续在街头抗争。（98）
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不仅引起雇主的敌视，也招致自由派的批评。工人们咄咄逼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使他们与就在几周前还与他们一道罢工要求巨大变革的政治活动家产生了隔阂。但另一方面，工人们得到了苏维埃的同情，苏维埃于10月29日通过决议支持该运动。但革命派领袖和自由派看法相同，认为经济斗争削弱了本来可以用于政治斗争的力量。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告诫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苏维埃代表说：“我们还没有战胜专制制度，你们就想与中产阶级为敌了。”由于运动拖延了很长时间，被关在工厂门外影响了工人的士气，11月13日，代表们要求停止行动。（99）
激进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角色另有打算：在消灭政权的的决战中担任步兵。在过去几个月中，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非暴力行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但他们从未放弃自己认为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的信念。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的约束，自由派就能与沙皇共存，但社会主义者渴望推翻政权——完全彻底地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很多证据显示，只有极端的手段才能带来极端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最伟大的例子——而且很少有证据显示可以不用暴力就推翻一个准备使用暴力的政权。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来说，全民武装暴动的形象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法律系学生瓦汀斯基（Vladimir Voitinskii）在几十年后写道：“我认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正在临近，我也感到有种冲动，甚至是道德义务，要在决战时刻与人民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该党认为暴力能够达到目的。虽然他们知道政府军的武力远远超过自己，但他们认为士兵会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托洛茨基注意到有些士兵朝天开枪，而不对着平民开枪。他断言：“今天朝天开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100）
血腥星期天之后，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对手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人民自由的真正堡垒。无产阶级越早武装起来，它在罢工和革命中坚守战斗岗位的时间就越长，军队就会越快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士兵终将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会站到人民一边。”夏天时观察到的军纪败坏和秋天时的公开哗变都加强了这一推论，这削弱了进行新的非暴力行动的动机。（101）
布尔什维克整年都在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份，革命派在圣彼得堡罢工者中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沙邦神父去冬宫。一份传单说：“自由是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是用武器在激战中赢得的。”工人们当时对此充耳不闻，在春天和夏天也不理睬这种恳求。十月份，布尔什维克演讲者在大学集会上要求把总罢工变成全面起义，要求工人们10月16日带武器到大学来。但只有200人挥舞着刀子、指节铜套和小左轮手枪出席，组织者决定让他们回家而不是挑起与武装更好的军队的战斗。（102）
《十月宣言》之后，革命派向苏维埃争取发动武装起义。第二天，诺沙向代表们宣读了执行委员会决议，提议他们“为了最后的斗争”而武装自己，托洛茨基提醒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对摇摇欲坠、只有一次胜利的人民起义才能消灭的君主制度的更大、更激烈的进攻。”苏维埃支持诺沙和托洛茨基的声明，但是要求沙皇下台不可避免地使革命派和从前的自由派盟友产生了隔阂，自由派没有任何推翻政府的意图。失去自由派盟友是布尔什维克乐意支付的代价；托洛茨基不信任他们在十月罢工中扮演的角色。他声称是工人在十月迫使独裁政府做出让步，现在也是武装的工人要给予最后的一击。（103）
不过，促使工人准备战斗的与其说是革命热情，还不如说是他们想保护自己免遭黑色百人团袭击。十月的最后一周里，圣彼得堡有谣传说右翼团体正在计划对犹太人和其他颠覆分子展开新的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们购买枪支，并且在附近的街道上巡逻。全市的工人们弄到了手枪和步枪，还制造刀子和棍棒。10月29日的苏维埃集会上，人们摆出了成千上万的武器。最后没有大屠杀发生，但武器和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104）
整个十一月里，苏维埃一直在鼓吹武装起义，但是革命派除了提醒工人获取武器之外，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囤积武器——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秘密——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到来罢了。此外，工人们更感兴趣的仍然是与厂主做斗争，而不是对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苏维埃——一个有民主程序的公开审议机构——也很难成为策划军事行动的理想工具。由于言辞激烈而遭到孤立的苏维埃，在沙皇政权这头猛虎面前就像一只待宰羔羊。
11月26日，警察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其余的代表继续集会，并且选举了新的主席团，托洛茨基担任主席，不过代表们在等待政府的下一个动作时越来越紧张和沮丧。他们煽动起义的激情只是使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已经逮捕了全俄农会（All-Russian Peasants' Union）和邮电职员工会（Union of Postal and Telegraph Employees）的领导人，尼古拉二世也免除了自由派司法部长的职务。几个再次爆发农民暴动的省已经实施戒严。到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地方官员的紧急处置权扩大，铁路、邮政和电讯罢工都被禁止。在莫斯科，警察突袭了工人运动组织者的集会地点，逮捕了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Union of Ticket Collectors）领导人。“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中的桦树叶一样消失了。（105）
12月2日，苏维埃诉诸于最后的非暴力策略。秋末，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继续对日战争和应付国内动乱的成本巨大，农业歉收和持续不断的罢工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减少了政府的收入。预算赤字膨胀，黄金储备减少。只有维特正在与法国财团洽商的大笔外国贷款才能避免财政灾难。苏维埃领导人看到了机会：如果他们能对政府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给予突然一击，或许能说服法国银行家贷款给俄国风险太大，破坏维特的贷款计划，使政府陷于破产的境地。
苏维埃与农会和几个左翼团体共同发表《财政宣言》，敦促国民从银行取出存款，并且要求银行全部用黄金支付。文件宣称：“我们必须切断政府的最后一条生路：财政收入。”但是大规模民众运动所反对的不是政府的存在，而是独裁统治。因此在这种宣传之下，这种手段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存款者的支持，因此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是随后几周内仍然有9000万卢布被从储蓄银行中取出。（106）
《财政宣言》促使政府做出了迅速反应：在宣言发布的当天，当局充公了圣彼得堡八家印有该文的报纸，并且逮捕了报社编辑。次日——12月3日——晚间，苏维埃代表像往常一样抵达自由经济社大楼。在讨论了几项事务之后，执行委员会才知道大楼已经被步兵、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包围。托洛茨基命令代表不要抵抗，但委员会一直工作到士兵进入房间时为止。最后他宣布会议结束，在场的所有人——执行委员会和200名代表——都遭到逮捕。叫嚣武装起义的圣彼得堡苏维埃未发一枪一弹就束手就擒。（107）
“行动毫不留情”
十月以来，莫斯科的革命派也和首都的同志一样一心想要战斗。社会主义者领袖晋季诺夫（V. M. Zenzinov）回忆道：“武装起来！武装起来！——这是所有革命派的口号。”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莫斯科驻军的支持，因为驻军中的哗变风波刚刚退潮。但也有些人对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军队的支持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士兵的不满是由于受到虐待，而不是来自对政权的敌意。另一些人则感到如有必要，他们就要独自战斗。晋季诺夫回忆道：“宁死……也不要不经战斗就束手就擒。”（108）
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成员陶醉于骄傲的心态和自己的暴力言辞中，他们举行了会议，投票决定号召总罢工作为起义的前奏。12月7日，莫斯科苏维埃（两周前成立）支持罢工号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两天内有80，000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商店关门，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109）
战斗直到12月9日晚间才爆发，当时军队炮轰了一座藏有100名武装人员的建筑物。革命派为了避免人员过于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druzhinniki）的武装队伍在全市各地流动，他们不知从何处冒出来，解除小股军警力量的武装。义勇队向军队射击时，军队的反应是向人群开枪。在纺织工厂所在地普列斯尼亚（Presnia）区，似乎人人都在修筑路障：老年妇女拿来了床架，门房拖来门板，电线杆和路灯也被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总督致电圣彼得堡请求增援时说：“全市的路障包围圈在不断缩小。”（110）
革命派虽然控制了工厂区，但从未试图占领市中心的重地。如果他们期望士兵违抗命令参加起义，那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最初几天这些希望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士兵对罢工者十分友善，似乎也认同他们的目标。但是革命派没有做任何事来加强这种认同或者从穿制服服役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子弟中招收真正的党员——期望某种结果和为之进行组织策划完全是两码事。射击开始之后士兵的情绪有了明显变化。士兵向用枪对着他们的工人开枪时毫不内疚，这使列宁的预言落空。
12月15日，形势发生了逆转。来自首都的军队刚刚抵达莫斯科，全市多数地方的起义就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许多工人回乡与家人一起庆祝圣诞节。不过一个抵抗中心仍在继续抵抗：在普列斯尼亚区，军队和警察仍然被路障所阻挡。来自圣彼得堡、1，500人编制的谢梅诺夫斯基团（Semenovskii Regiment）得到任务，要把顽抗者驱逐出去，指挥官奉命“行动毫不留情”，“消灭叛乱团伙，抓捕叛乱领袖。”次日早上，被工人占据的工厂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乎没有遭到还击，但该团仍然炮轰了整整两天，杀死成百上千名抵抗者和普通居民。（111）
到了18日，布尔什维克和莫斯科苏维埃都承认失败，起义停息。被杀的革命者和平民有七百多人，而警察和军队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动者从一开始就知道除非他们点燃一场全面革命，否则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但革命大火的导火索被十二月中旬弄潮了。圣彼得堡工人举行了短暂的总罢工，但从未拿起武器。另外几个城市也有小规模起义，但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112）
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的镇压行动。就连维特也要求军队“果断无情”地对付武装起来的对手。尼古拉二世热情支持官员和将领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好战迹象。这时他相信：“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指挥官得到全权，可以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镇压反对派。基辅总督得到命令：“若遇抵抗就消灭叛乱者，烧毁其房屋。”派到西伯利亚结束铁路罢工的部队用绞刑和鞭刑来对付人民。派往波罗的海省份的军队进行草率处决、公开殴打和纵火。（113）
政府在1905年底释放出来的镇压的豺狼威吓民众，把激进分子关进监狱。到了1906年初，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害怕革命了；政府用流血的手段结束了一场流血的叛乱。在整个镇压期间，维特还在坚持不懈地避免财政灾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终于在4月16日从国内外一些银行获得了超过五十亿法郎的贷款。沙皇说这是他整个任期内的最大成就，也是唯一一次在重大事务上判断正确。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革命派错估形势的代价重大。他们舍弃非暴力行动而代之以武力，停止了最能动摇政权根基的行动，给政府提供了好对付的敌人。本来为革命的政治成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列夫?托尔斯泰不久之后撰文说，他不得不“为那些幻想自己能够成功，实际上却毁掉了自己的成果的人感到悲伤。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114）
政府在尚未完全消灭反抗之前就发布法律规范新秩序。12月11日，杜马选举程序公布。选举权既不普及也不平等，而这是反对派的两项重要要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及一些工匠和工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在间接选举中，地主的一票等于农民的十五票，工人的四十五票。虽然工会在后来得以合法化，但其活动受到限制，政治活动完全被禁止。
1906年4月23日，新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颁布，确定了杜马的权力。正如《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都必须经过杜马批准才能成为法律。但是杜马只能控制大约60%的预算，也不能插手军事和外交事务，部长只对沙皇负责。部分由沙皇任命、部分由少数有选举权的人选举产生的国务院（State Council）也有立法权。杜马休会时，沙皇可以通过颁布命令来立法。
新秩序达不到政权的反对派及自由派和革命派在十月和十一月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选举远远不是民主的，尼古拉二世仍然自称为独裁者。政府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没有多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然没有成为立宪君主国，但也不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国家。政党、工会、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力谨慎但实在的限制，这些都保留了下来——这场充分发挥其所长的运动的成就并非来自街头的武装分子，而是来自拒绝与失去信誉的政府合作的人民。
接近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俄国人又在对另一种独裁制度——新兴的一党专制制度——发出挑战，而且再次用非暴力抵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俄国人民在1991年的胜利既迅速又惊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迅速反对试图掌控国家的政变集团，还让公民和士兵做出一个严峻的抉择：他们可以支持自己选举的政府，否则就要服从共产党的保守势力。一遇民众的抵抗，仓促起事的政变集团就垮台了。非暴力的力量和军方拒绝提供支持，决定了政变的命运。
1905年反对沙皇制度的各个团体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一个从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中产生，统治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王朝。这个对手可不是一小撮自封为王的篡位者；独裁制度虽然笨拙脆弱，但它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也会诉诸传统和宗教的权威。它会进行策略上的让步，调动军队和警察，并且利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保住政权。只有长期在多个方向持续不断地施压，才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沙皇的反对者突然起义，揭开了其权力的假象。反对者的行动比精心计划的行动更具自发性，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挫败了警方，中断了通讯，打击了官员的士气，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就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反对派来自社会的最上层，也来自社会的最下层，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农民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把大学变成政治庇护所。记者揭露政府的无能，谴责其放肆行为。律师、医生和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行动一再给沙皇的部长们提供二难选择。如果政权使用武力来压制抗议者，关闭报纸，公众会被激怒。但如果转向其他方式，做出让步，反对派就会要求更多的改革，同时利用新的机会来组织自己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几个月的行动和牺牲之后，工人、白领职员和专业人士们偶然发现了一种能够打击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会使自己遭到国家的武力攻击的手段。整个帝国的人民没有对政权进行正面攻击，而仅仅是放下工作回家，这比他们可能进行的任何暴动都更能动摇这个政权。
但是这股争取新的权利和分享权力的力量从未联合成统一、有纪律运动。与1991年的莫斯科人不同，他们缺乏能够使人们集合在周围的象征符号——一位民选领袖或（具有讽刺意义的）俄罗斯三色旗——也没有公认的领袖来协调各方的行动。1905年并不缺少争夺反对派领袖地位的组织——革命派社会主义者、自由民主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没有长时间搁置彼此的政治分歧来集合具有决定意义的民众的支持。
分歧不仅存在于政治愿望中。革命也释放了阶级和种族仇恨，造成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沙皇的反对者常常由于无法合作而无法以每一次的成功行动为基础进行规划和建设。他们没能利用政权的弱点，当政权最终采取行动结束“自由时光”时，他们惊慌失措。1905年的大规模非暴力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变革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行动得到了有着聪明的战略的统一运动的领导，二十世纪的俄国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1905年的非暴力行动发生在一连串以实质性暴力为特征的事件中。和平示威常常演变成骚乱或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街头斗殴。多数暴力是偶发的，不在任何组织的控制之下，常常是由政权的残暴行为引起的。但是有一个团体却处心积虑地计划使用暴力来推翻沙皇。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呼吁追随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沙皇的武器，因为士兵们也会参加起义。然后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跟之际，革命派发动了起义。短短一个多星期之后起义结束时，莫斯科有一整片地区成为了废墟，政权不仅大获全胜，还准备好进行更多的镇压。
1905年莫斯科工人向军队开枪时使用的路障，离1991年俄罗斯白宫的所在地只有几条街的距离，当时手无寸铁的平民正在那里劝说艾多奇莫夫少校等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两条路线和两种结果之间的对照说明了一切。1991年，在许多士兵眼中，非暴力的公民力量胜过了政变集团，这把他们变成中立的旁观者或白宫的积极捍卫者。1905年十二月，在沙皇的军队面前挥舞的枪支所得到的回答是正规军面对敌人时的狂怒。
托洛茨基和列宁当时坚信真正的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被这一关于“应该发生什么”的观点所蒙蔽，没有看到可能发生的事。正如二十世纪世界各地一再出现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改变一个国家，很少是一个从以独裁者的念头为基础的制度直线变为以民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过程。民众运动要知道何时巩固成果和为下一阶段的斗争重整旗鼓，何时利用直接的优势施加压力而不轻易妥协。
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把握住几个重要的机会，尼古拉二世可能会被迫扩大改革的范围，从而避免导致十二年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反对政权的人士把《十月宣言》当作一项突破——承认人民拥有权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套令人鄙夷的权宜之计，那么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就有可能说服沙皇镇压是不必要的。但当时激进派过于狂热，右派的暴力和左派的过于自信破坏了这一良机。
如果1905年反对派有系统地吸收士兵和水手参加，那么当政府选择镇压时，其强制手段可能就会不那么可靠，如果《财政宣言》能够得到更大面积、更积极的宣传，那么政府的财政命脉可能就会遭到严重削弱。内外交困之际，政府可能无法重整旗鼓，也无法收回其所承诺的宪政改革。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不听从拿起武器的呼吁——如果运动在这一紧要关头拒绝暴力而不是采纳暴力，如果运动采用政权不知如何对付的手段——那么，对政权力量的最终检验就是拖欠贷款和电灯熄灭，而不是流血和牺牲。政权需要能够清偿债务和控制人民的日常生活，而运动能够破坏这两者。人民运动需要保持民众的支持和实现实际的目标，但是如果支持者在街头被杀害，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让步被其领袖所拒绝，这两项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由于反对沙皇的运动杂乱无章，这些选项不可能都得到采用，或许其中任何选项都不可能得到采用。二十世纪初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对这种自己所点燃的斗争方式的了解要比后人少得多。但他们所遵循的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方针，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托洛茨基诋毁《十月宣言》，说它“什么也不是”，并且要求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实际上是对运动已经实现的成果视而不见，并且让获得立即满足的欲望成为最终胜利的敌人。冬宫游行前列宁从日内瓦写信说人民必须武装起来才能获得自由，他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罢工和非暴力抵抗使政权几乎是处处受挫，并且开辟了通往宪政改革之路。但列宁和他的政党对暴力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错的。1905年主张使用暴力者使俄国历史上首次真正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的运动步入歧途。此外，1905年的暴力也为1917年的暴力播下了种子，然后创造了一个比沙皇政权更加有系统地将暴力作为国家权力的基础的新政权。暴力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萧条，这种萧条直到非暴力抵抗的新章节战胜了逆转民主改革的尝试之后才结束。
如果托尔斯泰能够看到1991年发生的事，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他知道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就是他在1905年所说的“推动人类和国家前进的基本力量”——不需暴力就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理解这一机制，如果非暴力行动成为战略而不是反复无常，那么二十世纪的俄国和全世界一定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像长得足以推动整个世界的杠杆一样，1905年的俄国人仍然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二十世纪。（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