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自治运动
一种更强有力的救济
在关注报纸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报道的分布各处的数百万人中间，没有其他读者比在南非的一位低调的印度律师更加满怀热切。对36岁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来说，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征兆。了解到俄国人早先曾试图通过暗杀统治者来推翻独裁统治，他相信他们现在“找到了另一种虽然简单，却比叛乱和谋杀更强有力的救济。”俄国人“宣布总罢工并停止了所有工作，”甘地写道。“他们丢下工作，告诉沙皇除非正义实现否则他们决不会恢复工作。沙皇又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呢？……用刺刀驱使罢工者重返工作，这甚至都不在沙皇的能力之内。”1
这不是甘地所知道的人们用非暴力制裁（nonviolent sanctions）反对政府的仅有例子。19世纪80年代末还是伦敦的一名法科生时，他已经在密切关注包含抗租（rent strike）行动在内的爱尔兰自治（home rule）运动了。他也知道南非和印度已经在抵制白人统治者强加的控制和税负。而正当他关注俄国的时候，他又了解到一场孟加拉印度教徒为反对英国分割他们领土的计划而对英国布料进行的抵制。2
甘地注意到在这每一个案例中，人们都通过拒绝合作而非攻击来挑战政府，他们的经验揭示“即使最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离开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统治。”在俄国正确的东西，在他那印度人正在反抗英国统治的家乡当然同样正确。甘地断定，“对印度的统治之所以可能，仅因为那里有服务于它的人民”。“我们也能展现出俄国人民已经展现过的同样力量……”不过，当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从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飘向可能会在他的家乡印度发生的时，1905年的他依然是南非正在进行的事态中的重要部分。3
甘地在南非
“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小土邦（princely states）的古吉拉特语（gujarati- speaking）家庭，和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相比，这里比较闭塞。家人希望他能走父亲的老路，当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这就是他们送他去伦敦学习法律的原因。但在英国的学习并没有为甘地在印度从事法务工作增色多少，1891年回国后，他被证实在法庭上极端胆怯：他在代理的第一起案子中结结巴巴，在进行交叉询问的中途放弃了。他不久便沦落到回到家乡的拉杰果德（Rajkot）撰写法律文书维生。当他得到一份在南非代表一家印度公司的贸易商的工作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离开他在职业上失败了的印度，在新的大陆寻找新的起点。4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多数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割甘蔗或捡咖啡豆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s）。他们挣得自由以后，很多人还是会留下来从事商人、园丁或仆人之类的营生。也有从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移居而来的印度商人。世纪之交时，仅纳塔尔（Natal）一地就有5万印度人，虽然远远少于40万非洲人，但大体上和白人人口持平。到处都有规模较小但迅速发展的印度社区。5
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富人还是穷人，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高级种姓还是低级种姓，在南非都有。不过在白人看来，他们都是“苦力”（coolies）或“亚洲人”（Asiatics）——一个低等种族。对他们的偏见已经形成一个法网（违反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在英帝国范围内保障自由免受宗教或种族歧视之害的文告）。他们的选举、入境并在国内旅行、从商以及选择居住地的权利都受到限制。6
没多久甘地自己就感受到了这些限制。就在到德班（Durban）一周以后，和任何一位体面的大律师都会有的派头一样，他订了张头等火车票，去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为一桩案子辩护。在一位白人乘客投诉他以后，他被要求离开一等厢；他当场拒绝，然后被踢赶下火车。随后，也是在同一行程中，他被拒绝和欧洲乘客共同坐在公共马车内而不得不和驾驶员一道坐在外边。“我明白，南非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他后来写道。7
在德班，甘地经营着自己欣欣向荣的法律事业并以高道德标准而闻名——不过也因为乐意妥协。此时，印度社群饱受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之苦。当纳塔尔政府打算拒绝承认他们的选举权时，甘地组织印度人反对立法。在以后的年份里——先是在德班，之后在约翰内斯堡——他常常开展新的抗争，通过诉讼、请愿以及新闻界，反对向前契约劳工征收人头税、限制移民、为印度商人设置的许可程序（licensing procedures）以及对印度人从商和生活地的限制。他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胜利，但不可能阻挡住反对印度人的浪潮。8
甘地印象深刻的俄国事件发生一年后，德兰士瓦（Transvaal）（甘地随后生活的地方）通过了进一步限制印度移民并要求他们持有登记卡的法律。甘地义愤填膺，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新方式的行动。1906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剧场的一次聚会上，甘地请求每个人宣誓不遵守新法；当法律生效时，他组建的“消极抵抗协会”在登记机构外进行纠察。紧接着的是，登记卡在一所清真寺外被付之一炬、大规模非法越境进入德兰士瓦以及一场煤矿工人罢工。数千人被投入监狱——甘地本人被关三次。最后，政府在1914年态度软化，撤销了登记法案及其它一些冒犯印度人的法令。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煤矿工人还是商人，都参加了甘地领导的这场运动，并以破坏不公正的法律和因此入狱的方式迫使形成变革。9
“消极抵抗”
南非的多年奋斗把曾在印度吞吞吐吐、不成功的年轻律师甘地，塑造成了一位工作在另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社会的自信政治家。但在这个小巧的印度人身上，也发生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变。差不多一到南非，甘地就开始寻求一种他此后一生坚持的精神性认识（spiritual understanding）。尽管他依然是个印度教徒，但他在家乡、伦敦和南非认识并结交了穆斯林、基督徒、拜火教徒（Parsis）以及耆那教徒（Jains）——他尤其受到与之通信的耆那（Jain）珠宝商和诗人梅塔（Rajchandra Ravjibhai Mehta）的影响，他向甘地强调“真理的多面性”，认为没有哪个人或者宗教可以全然知晓它。1909时甘地写道：“宗教是通往同一点的不同道路。既然到达的是同一目标，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呢？”10
对于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共同源头的甘地来说，精神和实践活动不可分离，而他自己也努力这样身体力行。在他看来有实践价值的一项精神原则是ahimsa或（大体上可翻译为）“非暴力”（nonviolence）。既然没有哪个人或者组织能够宣称绝对掌握真理，就没有人应该使用暴力强迫其他人放弃他们对真理的不同但也同样真诚的理解。非暴力（Ahimsa）在耆那教、佛教（Buddhist）和印度教思想中有很深的根源，不过甘地在基督教思想中也找到了相同规训的有力表达，特别是在“登山宝训”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1894年他阅读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时，发现自己完全被这位俄国人反对暴力的雄辩说服了。11
非暴力（Ahimsa）对政治冲突有着非常明显的涵义。甘地相信，用暴力反抗压迫不仅不合适（wrong），而且是一个错误（mistake）。它不可能真正地终结不公正，因为它所激发的偏见和恐惧正好助长压迫。对甘地来说，不正当的手段从来不会产生出正义的结果。1909年时他写道：“如果把手段比作一粒树种的话，那结果就是一棵树。手段和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和树种和大树之间的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2
然而，甘地还得找到凑效的政治行动的方式。作为印度人的领袖，他在南非的行动是非暴力的，但是演说、请愿、通信及与官员会谈几乎不可能改变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法律。他寻找的是一种能迫使白人认识到印度人应被平等对待这个真相的方法，而在帝国剧场宣誓之后的抗议运动中，他找到了它。
最初他称它为“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后来他对这个提法弃之不用）。手法很简单：宣布反对一部不公正的法律（例如限制迁徙自由）；违反法律（非法越境）；最后承担后果（逮捕、人身伤害、监禁）。甘地相信，抵抗者从容而不失尊严地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受蒙蔽的双眼并削弱压制背后的敌意；迫于形势，他们会认识到什么是正当的，而不是坐待自己成为被迫投降的敌人，这将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甘地把这种概念上的行动命名为“坚持真理”（satyagraha，综合了印度教词汇“真理”和“坚持”）。13
不过，其可行性要强于其精神起源的作用的“坚持真理”（satyagraha），很快便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甘地认识到个体牺牲的示范价值的局限：即使最坚定的抵抗者，所能承受的苦难也十分有限，难以尽快消解牢固的政权惯有的傲慢和偏见。甘地认识到，要让“坚持真理”（satyagraha）变成一种实用的政治工具，它就必须产生让它的反对者来承担的压力。“如果没有无论是道义还是物质的力量来支持，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甘地写道。14
甘地相信“坚持真理”（satyagraha）改变对手的潜力，源自统治者对可以在服从和抵制之间选择者的合作的依赖。尽管他一直主张“坚持真理”（satyagraha）能够向对手揭示真理并赢得他们，但他经常用军事术语来表述它，并策划意在使对手不退步时利益受损，却对感化他们着墨无多的行动。就这样，他使“坚持真理”（satyagraha）成了那些关注如何生成变革甚于良知判断的人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15
因此，甘地并没有使非暴力（ahimsa）成为绝对的信条。他在官方有组织的暴力和受压迫人民的自发暴力之间做了区分。他对前者痛心疾首，对后者虽不宽恕，却说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会有助于实现维护尊严的目的——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诉诸暴力总比卑躬屈膝的怯懦可取。甘地的非暴力（ahimsa）和“坚持真理”（satyagraha）不是专为圣人准备的；它们被构思出来，供热爱正义的人民用以规划促成变革。16
1909年夏天的伦敦之旅促使甘地更多地思考如何将“坚持真理”（satyagraha）应用于印度。虽然甘地此行的目的是为南非的印度人游说，但他卷入了关于他的祖国的争论。在他到达前不久几天，居住在伦敦的一个印度青年暗杀了英国官员威廉·柯森威利爵士（Sir William Curzon-Wyllie）。这个行为，以及移居国外的印度人抱有的恐怖主义是实现解放的最有效途径的观点，都让甘地非常震惊。为了反驳这种看法，在乘“基尔多南堡”号（Kildonan Castle）返航的途中他花了十天时间，在轮船的信笺上写作一篇文章。写的如此飞快和紧迫，以至于在右手发酸时他只是换到左手继续。17
写成的作品《印度自治》（Hind Swaraj）最先发表在甘地在南非主持的古吉拉特语周报《印度评论》（Indian Opinion）上。在这篇对话体文章中，“读者”表达的是印度恐怖分子的观点，“编辑”代言甘地。文章谴责以恐怖为民族抗争的策略，鼓吹非暴力的“坚持真理”（satyagraha），在关于暴力的争论之后文章还很好地讨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向往“自治”（swaraj）——和英语中的“政治独立”（political independence）或“自治”（home rule）的概念相当。甘地说他太向往印度自治（swaraj）了，但是他把它定义为“自我治理”（self-rule）：“我们学会管理我们自己，这就是自治（swaraj）。”18
甘地问道：如果印度不能把自己从英国人带来的残暴和低贱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即使像恐怖分子所想的那样用暴力把英国逐出，又怎么样呢？甘地呼吁印度人重返他们本真的印度之根；他认为一旦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实现了，政治独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整理好自己的屋子，那么只有适合住在它里面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会自觉离开。”
不过自治（swaraj）的含义可不止抛弃西方作风那么简单。他承认印度生活中有不能归咎于外来统治者的严重“缺点”，比如童婚。他解释说，自治（swaraj）同样意味着变革印度自己的作风。它可不只是赶走英国人就能获得的政治境况。它也是先通过驱除自我之恶才能去获得的社会和个人境况。19
在南非的二十年中，甘地对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身体力行。放弃西式作风，他身着朴素的印度农民服饰，让自己的孩子在家里而非欧式学校接受教育，当他或家人生病时也不使用西药。甘地还抛弃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印度习俗，特别是和种姓有关的规则：他和家人做掉全部家务，包括像洗衣服、理发、清洗夜壶等被认为只有最低级的种姓才做的事。他的生活以体力劳动、简朴和纯净为特征，这在他克制的饮食习惯和1906年的禁欲起誓中表现的最清楚了。20
不过，他返回印度却是由于外部事务的原因（outward work）。南非政府决定废除登记法案以后，甘地认为结束那里的政治和精神体验，而把所得的学识应用于印度的时间到了。他带着独特的经历归国：生活在国外让他有了全面审视印度的视角，而空间的阻隔又使他远离国内政治争论的陈腐氛围并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1914年7月，怀揣他自力更生（self-reliant）且自由的印度之梦，甘地启程回国。
英国统治
领主
十六世纪英国人最初来到印度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不是征服者，他们在沿海建立起坚固的据点，并未染指尚在中亚入侵者的后代穆斯林莫卧儿（Mughal）皇帝控制下的印度内地。但莫卧儿王朝并没有建立中央政府，而代之以同地方统治者做交易，由后者为他们征税和提供兵源。十八世纪时，这套体制由于印度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纷争涌起而分崩离析。
由于政治动荡危及商业，垄断英国对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组建了军队，并于1765年控制了围绕着它在加尔各答的总部的孟加拉。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势力向西和向南扩展，覆盖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的军队也增长到2万5千人以上。它拥有的领土（domains）被分为三个“辖区”（Presidencies）：加尔各答、东南沿海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西部的孟买。英国统治（raj）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统治印度——以俄国之外的欧洲标准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东印度公司为节约直接管理的成本起见，以提供军事保护为回报，和支配着广阔区域的王朝（princely dynasties）签订了协议。21
英国人一直明白，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印度盟友们。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官员托马斯·蒙罗（Tomas Munro）1817年时写道：“毫无经验以及对人民情况的无知，使得我们更需要寻求既有权势集团（regular establishments）的帮助以管理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应该有乐意支持我们统治的村庄头领群体。”服务于英国的印度人可是利好多多：薪水、地位、影响、分红（rights to revenue）以及其他物质和象征性的奖赏。22
在收买失败的地方，英国人诉诸武力。1857年印度士兵和平民的反抗横扫整个印度北方，不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控制局势，而且援军也来自海外。在地方统治者对英国统治（raj）久已不满的地方，自然麻烦不断。但在乡村权贵因地位和财富而向英国人感恩戴德的地方，他们维持秩序，没有动乱。一份政府报告承认，忠实的诸侯们是“可以卷走我们的浪潮的防波堤。”23
在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印度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以后，政府接管了保持印度权势人物忠心的工作——用金钱、土地和荣誉等奖赏并提拔他们进入谘议会（consultative assemblies）。他们的控制手段从最初开始一直在改进，但英国的战略始终如一：通过为合作者提供相应的奖赏和保护来控制印度。甘地1906年时这样写：“英国人并未征服印度，是我们把它献给了他们。就力量而言他们无法在印度立脚，但是我们帮助了他们。”24
民族主义者
一些印度人一直在反抗英国统治（raj），而到19世纪晚期时，少数人开始推动让这种反抗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立场。这些人大多是专业人员，他们所受的英语教育帮助他们跨越了印度杂乱的方言带来的障碍。作为记者、律师或者公务员，他们常搭乘英国统治者（raj）修建的快速而便宜的铁路在全国四处流动。对他们而言，印度逐渐不只是一堆风格迥异的条块，而同时是一个完全融和的整体。他们不但使用英国统治者（raj）的语言和铁路，而且开始带着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吸收和应用欧洲十九世纪的政治观念。25
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是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每年十二月代表们选择一个城市聚集，进行三天的会议、演讲和社会活动，最后通过决议并呈送英国官员，然后闭会。国大党最初根本不是个煽动性的团体；它由主张改革而非推翻政府的温和派控制。他们批评英国统治（raj）加剧了贫困，设法减少帝国对印度资源的攫取，但他们的方法十分温和——决议、请愿和媒体宣传——并以“忠实的反对派”自视。英国人只当他们是刺头，从来不认为是什么威胁。26
政治活动可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唯一经营。有些人更沉不住气，较多完全终结英国统治（raj）的决心，因此乐于采取军事行动。第一个恐怖分子秘密团体组建于19世纪90年代。他们认为摧毁英国统治（raj）就是像杀掉管理它的英国官员一样简单的事情——一种为之后的20世纪革命所分享的关于暴力力量的错误观念。虽然他们选择的制裁方式和温和派不同，但激进分子也拥有同样的战略构想：自上而下改变印度。
在波澜壮阔的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中，有两股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力主促进本土工艺和教育发展的“建设性工作”（constructive work）；另一种更具政治性，由国大党中打算动员民众停止和英国合作的极端分子领导。极端派领袖之一保·甘加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902年时说：“虽然被压制和忽略，但你应该意识到你拥有使政府管理失效的力量，如果你选择使它如此的话。是你们在管理铁路和电报，是你们在帮助解决问题和收税……”27
任何设法使印度人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得不先解决印度林立的宗教和语言隔阂问题。和多数印度人一样，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都是印度教徒。但19世纪末时，约四分之一的印度人是穆斯林，他们一些是早期入侵者的后代，一些是从印度教皈依而来。穆斯林在印度北方的部分地区和孟加拉是多数或基本占多数。有少数印度人是锡克教徒，他们多数居住在印度北部平原上的旁遮普（Punjab），在当地是规模可观的少数族群。
虽然许多国大党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精通英语，但其他人都说地方土语。印度有两个主要的语族（linguistic groups），每个又都有包含不同方言的数种不同语言。印度北方以印度伊朗语系（Indo-Iranian languages）（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和古吉拉特语）为主，德拉维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像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则在南方占优势。结果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风格迥异的混杂语言区域。
这些差异之外还有另一个难题：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有特定的种姓，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层归属和在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有他们可以和谁结婚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大多数地方，像婆罗门（Brahmans）这样的高等种姓被禁止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般是地主、行政官员或商人。最底层则是从事鞣制皮革或掏粪之类工作的“贱民”（untouchables）。虽然种姓制度不是全然僵化——人生选择并非绝对捆绑于出生时的运气——但它还是把许多印度人区隔了开来。
英国人竭力强化印度的这种区隔状态。比如，当东印度公司19世纪40年代中期吞并锡克教徒治下的旁遮普时，它使用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军队来进行这项血腥工作。而当孟加拉士兵十年以后在印度北方叛乱时，锡克教士兵则被征召来报复和镇压。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只会加剧早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教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敌意经常升级为群体暴力冲突。比如，一场印度教徒阻止穆斯林在节日里宰牛的运动，在1893年引发了许多严重的骚乱。28
如何使印度矛盾的地区之间弥合，只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困局之一。最终目标是改革还是结束英国统治（raj）？如何把运动拓展到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足的国大党成员的小圈子之外？应该使用合法且无破坏性的手段、大众动员，还是同样使用暴力？1914年时，无以解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来指引方向。但这种情形即将改变了。
甘地和他的国家
“一种真正的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甘地回到了印度。虽然战场在远离印度的欧洲，但英国招募印度人为帝国的利益去作战和送命，并为此在印度国内征税。对于基本支持战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些牺牲是主张他们的权利的新理由。他们认为，由于印度正在承担自己对一个自由国家联盟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1916年，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the Muslims League）联合提议通过宪政改革实现完全自治（home rule）。29
在甘地看来，国家的宪法地位并非首要问题。在南非时，他已经开始确信自治（swaraj）需要由社会基层的改革和民众的非暴力行动，而非高层的政治改革来赢得。一回到印度他就直接着手这些事务，尽管他所致力的方案在其他全印领袖看来并不重要。意想不到的是，他远离社会热点所在的工作会把他推到民族主义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甘地花了一年时间乘火车周游印度，他始终搭乘三等厢，并由下而上观察印度——他敏锐地意识到，祖国欲实现自我治理（self-rule）还必须得经历深远的转变。他1917年说，自治（swaraj）需要一种“生命的全部方位的觉醒”，而它必须开始于个体的觉悟。它将推动不同种姓和宗教团体间的团结，爱印度的一切事物，并切实改进地方行政、教育和公共卫生。“我们可以请愿于政府，我们可以激起……权利诉求，但对于人民的真正觉醒而言，更重要的是内省性的活动。”30
甘地在此后的生命中为这项目标奔走奋斗。他谴责宗教不宽容，呼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一致。他痛心于妇女所受的恶待，比如妇女在月经期被强制隔离并避免与他人接触。他吁求地主和雇主为穷人负责（但他并不倾向像土地改革之类的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甘地对“贱民”制度尤其深恶痛绝，他说——和半个世纪前林肯对美国奴隶制的看法相像——“只要这项祸害在我们当中一天不除，我就一天坚持认为我们在这篇神圣土地上遭受的任何灾难，都是对我们犯下的这宗弥天大罪的合适惩罚。”31
甘地的“建设性计划”（constructive program）可不只是一连串向他人宣讲应该如何生活的规劝。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也通过公开与穆斯林和“贱民”来往以及与穷人打成一片，来拆除分隔印度人的壁垒。而且，他一直穿着手工纺织的印度土布制成的衣服，组织协会来鼓励纺纱并在他的作息表中安排时间参加，即使在领导全国范围的运动期间也不例外。32
甘地为愿意按照他的自治（swaraj）理念生活的观念相近的人组建了公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古吉拉特小镇阿姆达巴德（Ahmedabad）的萨巴玛提修行所（Sabarmati ashram），它的成员起誓坚持真理（truth）和非暴力（ahimsa）——保持独身，过以祈祷和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生活，不理会什么“贱民”制度。最后一项誓言最难坚持：修行所启动数月后，一个“贱民”家庭的加入导致很多成员退出。（甘地从一位当地商人那里成功筹集到维持公社运行的足够款项。）33
在甘地看来，社会革新并不是结束；它是非暴力行动的准备工作。这是因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积怨、公共生活对妇女和“贱民”的排除，以及困扰着数量庞大的印度人的贫困和无知，都是一场统一、有纪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障碍。
他在印度的首场“坚持真理”（satyagraha）是一次个人抗议行动：1917年他去比哈尔省（Bihar）昌巴兰（Champaran）地区调查蓝靛种植园主剥夺农民劳工的指控，当地官员命他离开，但他拒绝听从。作为回应，政府委派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情况。第二年早些时候，他卷入了纺织工人抗议削减工资的阿姆达巴德的劳动纠纷当中。他起初敦促妥协，然后组织了一场罢工，最后宣布进行绝食（这是之后许多同类行为的开端），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
通过为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干预，甘地在民族主义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坚持真理”（satyagraha）可不是一个仅供高层和有势者玩弄的精巧词汇；对于受压迫者而言，它是有很实在的好处的。在每个地方，他征集义工修建学校、改善公共卫生并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并由此与教师、律师、商人和种地的农民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将成为他最忠诚的盟友。最后，这些“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s）引起公众注意，使甘地誉满印度，被看作能引领民族主义事业之人。34
“我看到了弹痕”
与甘地从事社会改革和组织地方非暴力行动同时，国大党继续鼓动自治（home rule）。但它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需要甘地无人能比的声望及其作为组织者和战略家的能力，而甘地也越来越多地确信，在领导层实现自治（swaraj）与建设基层自治（swaraj）密切相关。他们都准备进行合作了。
最终英国人提供了他们合作的契机。1919年的“罗瓦特法案”（Rowlatt Act）扩大了战时紧急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对煽动行为进行行政羁押、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审判的规定。甘地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对能如此立法的权力通过的法律表示平静的服从了，”甘地说。现在，他开始首次考虑一场全印范围的“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s）。35
甘地首先策划了一场由宣誓不服从法律和杜绝暴力的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进行的小规模运动。他指定在1920年4月6日，模仿习俗中称作“罢市”（hartal）的哀悼日，进行绝食和祈祷；然后抗议将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政治家们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raj）的活动远离暴力而进行。他在给一位温和派领袖的信中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坚持真理’（satyagraha）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36
罢市（hartal）基本按原计划进行：遍及全国，人们停止工作，商铺歇业，进行集会。然而，罢市之后发生的事件脱离了甘地的控制。他已遭逮捕的传言激怒了阿姆达巴德的作坊工人（mill-hand），那里超过五十栋的建筑被烧毁，二十八人身亡。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罢工和集会演变成了抗议者和警察的街头冲突。驻守旁遮普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雷吉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镇压动乱——也算是给人们一点颜色看看。
13日，戴尔决定禁止超过四人的公开聚会。民族主义者们对其置之不理，召集人们于当天下午在贾利安瓦拉广场（Jallianwallabagh）——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四周都是砖房，仅有几个出口——集会。数千人开始聚集时戴尔置若罔闻，不过下午4点刚过，他就指挥着两辆装甲车和大约五十名士兵赶来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他就下令开火了。十分钟后他们撤走了，而现场四处都是死伤者。（一个英国官方委员会的统计是379人被杀；印度的说法则是高达1500人。）随后，毫无悔意的戴尔承认集会本来可以不流血而结束，但是他使用了“从军事角度而言能够产生必要的道德的和普遍的效果的最低限度武力……不能仅考虑在现场的人，而得顾及整个旁遮普。”37
接下来的几周里，英国人贯彻执行了这项“道德效果”。戒严开始，禁止集会，举行走过场的审判，刑讯囚犯并在公共场所执行鞭笞和死刑。军用飞机轰鸣而过，从上面扫射印度人。在很多城镇，印度人被命令向英国军官敬礼或鞠躬。戴尔更要求，印度人在经过英国妇女受过攻击的道路时，必须手脚并用地爬行。38
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阿姆利则和它的创伤。后来的拉合尔大学（Lahore University）学生活动家希瓦·杜阿（Shiva Dua）还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家人带到贾利安瓦拉广场时的情形。她回想道：“我被慢慢地抱起来，逐个查看墙上的弹痕。我们带回了被血染成红色的泥土……姐姐说：‘这是圣物，应该存在银匣子里。你必须每天为它鲜花，这是每天清早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旁遮普的腥风血雨只能使人们更渴望自治（self-rule）。39
反罗瓦特法案运动不经意引起的暴力使甘地感到震惊。他禁食三天进行忏悔，但他对英国统治的态度也开始强硬。他把英国官方的阿姆利则事件报告称作“粉饰”（whitewash），戴尔将军成了部分英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的消息尤其使他愤怒。他之前还对印度在英国宪政框架下实现自治（swaraj）抱有希望，而现在却认为英国统治（raj）“穷凶极恶”且“毫无诚信可言”。他认为，印度人不应该再容忍这样一个政府了。40
不合作
为了团结印度人反对英国统治（raj），甘地转而向国大党寻求组织上的支持，并介入其党务，使其发展壮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精英辩论社团上。国大党扩展了它在各省和地方的委员会，吸收新成员并为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鼓动工作。温和派对宪政之外的手段充满疑虑，但是甘地的才干使得他们难以阻挡。很快，他就赢得了国大党对不合作的认同，他起草的旨在使其更有效率、更具代表性的新章程也得到了批准。从形式到实质都在发生改变：西装革履不再成为风尚，取而代之的是甘地所倡导的手工布料或印度土布的衣服。41
不合作的不同阶段也设计好了：在筹集起资金、建立好组织以后，开始抵制学校和法院；接下来将抵制外国布料，同时推广手工纱线织成的布料。不合作将以印度公务员辞职和在筛选出的少数地区进行谨慎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作为结束。通过细心地筹备、循序渐进地进行以及对以身试法的严格控制，甘地希望这场新的运动不会像在旁遮普那样衍变为暴力。42
虽然很少有律师抵制法院，也没有多少公务员辞去工作，大多数学生也很快返回了学校，但是国大党首次把民族自由的事业带到了印度民众中间。甘地是排头兵：他跑遍全国——搭乘火车、马车甚至徒步——向人们传播他的观点。各处的人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不分穷富、城乡，印度教徒也好穆斯林也罢，都响应召唤，或纠察出售外国布料的商人，或加入义工团体，或者以其它方法来支持这项事业。43
但是国大党领导人在证明他们能够发动群众抗议的同时，也发现很难驾驭它。茶叶种植园外来务工者的罢工让阿萨姆（Assam）的国大党领导人措手不及；在孟加拉和安得拉三角洲（Andhra delta）的领导人未能阻止农民拒交租税和违反森林采伐规定。甘地明确表示，运动的目的是结束帝国统治而不是解决繁杂的地方不平等问题，因此，他把罢工和反对地主的行动排除在外。但这并不能阻止很多人乘便假公济私。44
在甘地看来最糟糕的是，有骚乱发生了。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简写为U.P.，即后来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农民哄抢集市、查抄地主。在孟买，人们聚众攻击欧洲人、英裔印度人及拜火教徒。甘地这样回应：“我承认除非完全的非暴力精神在人民身上生成，否则我无力通过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功解决任何问题。不过，我既然对政府有组织的暴力无可奈何，那对人民这种无组织的暴力也就没什么好说的。”1922年2月，正当国大党准备新一轮的公民不服从时，甘地由于联合省的22名警察遭到残杀而取消了所有的不合作。45
发展到现在，在甘地领导才能的推动下，受国大党变革的促进，并经日渐成长的社会基础的强化，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成熟和活力。但是，甘地的盛名却是件好坏参半之事。无论他到哪里，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听他演讲，或者只是为了一睹他们心目中的圣雄（mahatma）的真容。“这个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太让惊人了，”马德拉斯的行政长官这样说，他的一位助手也“对每处人山人海，而人们秩序井然并对领袖表现出深切爱戴，印象极为深刻。”46
然而，他的声名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人们对他的理念的接受。尽管忠实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但和那些与甘地绝少共识，只是把他当作实现他们的目标或手段的模具的人相比，还是很少。对联合省某处的农民来说，“甘地的自治”（Gandhi’s Swaraj）意味着一个没有地主和地租的世界这样的极端图景，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为打劫开脱。47
此外，尽管甘地使印度人逐步对他们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他的运动还是没能实现自治（swaraj）。无论是传统政治家寻求的政治自治（political autonomy），还是甘地视为自治（self-rule）的脊椎的国家统一和纪律，都毫无踪影。不合作运动之后的年份里，甘地和国大党都放弃了大众非暴力行动，转而通过其他手段追求他们的目标。对许多国大党成员来说，1919年英国主导的改革在省一级给了他们有限但切实的权威，为他们个人开启了新的契机。也许在体制内努力可以促使英国进行更多的改革——或者只是他们这样一厢情愿罢了。
1922年停止不合作运动几周以后，甘地被捕，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这是他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时间。获释之后，他继续在国大党框架下活动。但现在他基本上把精力投到回国之初即主张的“建设性工作”，诸如促进纺纱、缓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反对“贱民”制度之类上来了。他没有放弃政治领导权和“坚持真理”（satyagraha）的打算，但至少在目前，他重返建设性工作。48
公民不服从
“全国性的呼声”
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混乱期。甘地基本脱离，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则在怎么对付英国统治（raj）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些赞成通过选举进入省级议会的成员，受到主张继续追求完全独立的激进派的非难，地方和省级委员会衰落了。同时，由于印度教党员热情高涨和穆斯林成员锐减，国大党也遇到了宗教关系紧张的难题。49
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的动作再次刺激了国大党。1927年，他们成立了以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1919年改革的效果，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但是这个委员会中连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所传递的信号是，英国人在构造国家的宪政远景时，并不把印度人当作合作伙伴。用甘地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对一个民族有组织的侮辱”。印度领导人们抵制它的听证，而当委员们在全国考察时，恭候他们的是罢市和示威。50
印度政治家们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反对英国统治（raj）的联合阵线。抵制委员会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了各方会议（All-Parties Conference）。会议受命为一个自由的印度起草宪法，产生了把印度拟想为不列颠王国自治领、由全部有选举权的成年人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和全印立法机构的尼赫鲁报告（Nehru Report，以起草者之一莫提拉·尼赫鲁命名）。但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拒绝接受报告，因为它忽略了他们提出的地方分权（decentralized states）和在省立法机构为穆斯林预留席位的要求。此外，尼赫鲁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国大党激进派同伙对报告未要求完全独立便嘎然而止愤怒不已。
由于分歧威胁到刚复苏的运动，甘地被搬来救场。甘地回应说，只有“当国家接受我领导并有一个全国性的呼声时”，他才会重返领导工作。不过他同意出席1928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并在那里提出了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国大党会采纳尼赫鲁报告，而英国被限在1929年结束前决定是否接受它。如果拒绝，那么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将会启动。同时，甘地坚决要求国大党重振组织并进行建设性工作——由于他以再次退出国大党政务相威胁，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51
得益于1928年古吉拉特巴多利（Bardoli）地区的一场运动，此时他们对“坚持真理”（satyagraha）的潜力也有了全新的信心。建设性工作已经在巴多利扎下深根，尤其在富足农民的种姓帕地达人（Patidars）中间。在甘地的鼓励下，帕地达人建立了推动纺纱、节欲和公共福利的修行所网络。当英国人决定将土地税征收额（land revenue assessment）提高22%时，他们利用这个网络进行对抗。他们以和甘地有密切联系的帕地达律师瓦拉帕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为领袖，决定拒交所有租税，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52
这场运动成功地获得了巴多利全体居民的支持。当政府拍卖因拒交租税而没收来的土地时，拍得它的人也受到抵制。帕特尔定期和甘地沟通，甘地则在它编辑的两份期刊上传播巴多利“坚持真理”（satyagraha）的消息。省府原本打算出兵镇压，但英国统治当局（raj）担心运动扩散，施加压力让省府官员和帕特尔谈判，致使征收额度最终大幅削减。53
巴多利的行动不仅是帕地达人的胜利，它同时也是甘地的远见卓识的证明。它表明非暴力抵抗在由有组织、有纪律且团结的人民进行时，能够成功，而且英国人也能被迫让步。“确实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甘地说。现在他再次准备好在广袤而多彩的印度尝试“坚持真理”（satyagraha）了。54
“我知道……如何领导”
巴多利的成就应该复制到更广阔的范围。而只有国大党能为此提供必要的全印范围的组织结构。但是它的许多省级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存在，没有正式的资金、成员登记，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像古吉拉特这样的少数几个地区，才有结构健全的委员会。55
所以，甘地于1929年采取措施为国大党注入新的活力，一波波新成员和鲜活迹象由此在某些省级组织出现。比如在联合省，国大党旧班底半死不活，因此对省部进行了大变动，加快招募成员，筹集资金来维持义工工作，这些消息也通过媒体和大众传播了出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各自的联合省之行更是激起巨大的热情。但发生在那里的并非皆可放之它处。应该做的实在太多，国大党无望在区区一年之内返老还童。56
基层力量的复杂和不均衡情况，是国大党高层持久分歧的结果。老一辈一直不愿意卷进这种破坏性的群众抗争中来，他们希望和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accommodation）。斗志激昂的年轻成员们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暴力策略跃跃欲试；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甚至和恐怖分子过从甚密。部分通过运作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由此保持激进成员们的忠诚，甘地成功的避免了国大党的分裂。57
甘地还面对着弥合族群不和（communal discord）的艰巨挑战。在之前所有的“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s）中，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印度，他都能和穆斯林领袖结盟并说服普通穆斯林参加。但是现在，甚至和国大党曾有过合作的穆斯林领袖，也对这场由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领导的运动产生了疑虑。甘地努力让他们相信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统治”（Hindu raj）来代替英国统治（British raj），但是他自己对印度教象征的倚重，可能削弱了他的可信性。谋求穆斯林政治精英支持的努力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穆斯林愿意把国大党看作合作伙伴。58
种种迹象都显示新的非暴力运动不会一帆风顺：恐怖分子在1929年频频袭击英国官员，包括试图暗杀总督；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孟加拉及其它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显示，阶级斗争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不亚于国家团结。59
即使是甘地政务繁忙的1929年，他的建设性工作也没有丝毫懈怠。他继续痛斥“贱民”制度和妇女所受的恶待，并为抵制外国布料而斗争，借此拓展政治行动的范围。任何人——甚至幽居家中的老人、病残者和妇女——都能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简单改变，加入到这场争取自由印度的运动中来。在这场浩大运动的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埃露·达斯图尔（Aloo Dastur）看到，人们在各处，甚至是在火车上，都在用小纺车纺纱。当她的学校采用白上衣和深蓝色裙子的校服时，母亲让她买来蓝色染料，给她缝了一套印度土布的衣服取而代之。60
甘地再次开始在全国到处演讲和筹钱。没有其他哪个政治家会以他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印度，但正是他的所见使他对这个国家是否准备好了另一场非暴力运动产生了疑问。他写道：“我对如何领导公民不合作了如指掌，但前提是存在准备好以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实践它的人民。但我看不到一线这样的希望。”甘地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小群愿意接受他的方式的活跃分子：萨巴玛提修行所。因此，他开始把这个修行所看作一场有限规模的“坚持真理”（satyagraha）的替代基地。他依然在为全印范围的运动做准备，但他对能否进行心存疑虑。61
另一位颇具正直和智慧之名的人正在从英国统治（raj）的高处审视着这些进展。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即欧文男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y Wood，Baron Irwin），自1925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他之前和此后都有着长久的卓越政绩：他将在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之后担任纳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的外交大臣。正如后面这个职位所意味的，他是个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谈的人，甚至是跟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他更喜欢谈判而不是战斗，即使他自己濒临险境也是如此。
欧文出生在约克郡，父亲是第二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他一生都浸染着笃厚的宗教信仰和对同胞的深切情怀——有时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1928年他就写信给甘地，吊唁甘地侄子马甘拉尔（Maganlal）之死。欧文说：“我能体会到失去他对您还有他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幸和故亡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类在共同的经验上也是基本相通的。”62
1929年对甘地来说是不完美的一年，对欧文来说也是。他提出了一个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新改革方案，具体细节则要待印英双方代表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来决定——尽管他所在的托利党强烈反对，他在政策上还是得到了新的工党内阁的支持。但是，政府的提议未能满足国大党上一年12月开列的条件。不过，欧文还是希望国大党温和派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赞成这个方案。63
温和派确实催促给予表示和解意愿的回应，但国大党中的其他人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来说，不言而喻要对欧文的动作做出恰当的回应。最初他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短短几周他就产生了疑窦。他怀疑把宪政改革寄托在和政治脆弱的工党内阁的会谈上的明智性，特别是在这项政策在伦敦遭遇麻烦之后。并且，他也知道他一旦同意欧文的提议，博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们跃跃欲试的追随者就会脱离国大党。12月底，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与欧文会面。欧文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参加谈判的条件，于是双方都准备面对冲突了。64
几天以后，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开幕。甘地的方案——国大党的目标是以公民不合作争取完全独立——在绝大多数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但是，他在国大党中的权威更多来自他调解各派分歧的技巧，而不是成员们对他的计划的倾心。温和派抵制强迫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的做法，并阻止甘地采纳抵制法院、学校和市镇委员会为正式方针。看来，统治当局抛出的诱惑——名望的诱饵和遥遥无期的渐进改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赏心悦目的。
与此同时，国大党激进派则要求采取诸如总罢工等甘地不认可的策略。此外，一份谴责暗杀欧文的企图的决议仅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揭示出为数不小的少数派在反对暴力上并不坚定。又一次，甘地恳求他的政党中桀骜难驯的派系尽快归队，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65
行动策略
甘地没有确切的运动计划就离开了拉合尔，在新的年份里他也不急于制定出一个来。相反，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萨巴玛提修行所，常常在他简陋家中的阳台上与人谈话，并独自思考，为明智策略的成熟假以时日。与此同时，国大党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月6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前台并命令所有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拒绝执行者将被从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elective bodies）中除名。由此引起的反应强烈但不一致，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合作可以得到的奖赏。最让甘地困惑的是，甚至在前一两年的风暴之后继续和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多数也拒绝遵从辞职的命令。66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把1月26日命名为独立日，由甘地和尼赫鲁起草的宣言会在这一天四处宣读。整个次大陆的印度人都聚集在树下或公共广场上，聆听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召唤自由的呼声的当代回声：“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对任何一个压制他们的政府，人民都有改变或废弃它的更高权利……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切断它和英国的联系，获得高度自治（Purna Swaraj）或完全独立。”67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在几周之内解决了一旦出现激进分子的暴力事件将如何应对的问题。1922年时，作为对杀害警察事件的回应，甘地取消了当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尼赫鲁认为，如果甘地这次采用同样的处理，那英国人就可以通过引发暴力轻而易举地使新运动流产。甘地承认了这一点，决定不对那些弃绝他的策略者的事端负责。他不会让他们的暴力打断他的运动。68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如果甘地把他对暴力的深恶痛绝置于所有其它利益之上，那他无疑授人以柄，让他的反对者破坏这场依然非暴力的更大运动。他认识到，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不是一个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水龙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一直控制着它。工作委员会于2月中旬决定由甘地来督导公民不合作的第一阶段——但在甘地不出所料被捕以后，国大党自身特别是各省委员会将会承担起领导职责。逮捕的人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往下传递，也就更贴近人民。69
就是在修行所的这段时间里，甘地萌生了一场以食盐税为对象的“坚持真理”（satyagraha）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开局的想法。政府自19世纪就垄断了食盐这一饮食必需品的制造并对其销售征税。现在甘地计划通过发动印度人自己制盐来破坏这项法律。对一些印度领导人来说，在和英国的斗争中，食盐问题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争取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而言也无异于不务正业。但甘地有他的考虑。
首先，食盐税是完全不公正的，它给最贫穷的印度人的损害最甚，而英国官员也难以为它辩护。甘地主张说，事实上是政府从人民那里窃取了它，然后再让人民花费巨资把它赎回。他宣称：“当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有权利恢复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因为食盐税具体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不公，所以破坏食盐垄断能以对最底层的印度人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促进自治（swaraj）。将展示在食盐运动中的自治（swaraj），不只和光荣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且也关乎印度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70
甘地希望制盐不仅可以吸引穷人们加入自治（self-rule）事业，而且也能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道反对这项把他们一视同仁的错误制度，会加强他们对共同目标的意识。在和英国的所有斗争中，食盐运动还具有战略价值。由于它并不威胁英国统治当局（raj）的重要利益（食盐税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仅占一小部分），它不至于招致先发制人的阻挡或激烈的回应。就这样，它会使运动从容发展，并吸引同情却不敢贸然犯险行动的人们加入。71
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甘地主动提出如果欧文在废除食盐税之外，再满足包括变动汇率、降低土地税额度、削减军事开支以及对外国布料征税等在内的11项要求，就取消运动。尽管欧文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但它们超越印度政治精英的头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商界和农民。甘地释放出的信息是，自治（swaraj）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72
3月2日，还是在萨巴玛提，甘地给欧文写了一份公开信。他把这位总督称为“朋友”，说他对英国人民没有恶意，只是反对统治当局（raj）的制度。在强调了帝国统治带来的经济重负后，他要求欧文帮助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在3月11日从食盐“坚持真理”开始。他得到的全部答复，是来自欧文秘书的一份承认信已收到的函件和一个对甘地的意图表示遗憾的声明。甘地公开了他的信和收到的回复：他已向对手伸出了修好之手，但他的好意被拒绝了。73
欧文无意妥协。“目前，食盐运动的前景还不能使我彻夜难眠，”3月20日他在给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官员们相信，就像他们抵挡住了不合作运动一样，他们承受得了公民不服从。利害所在再清楚不过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造成政府失灵迫使我们屈服，”国务大臣皮尔爵士（Lord Peel）在1929年1月给欧文的信中说。“我们当然会果断地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74
虽然国大党不会合作，但欧文依然想举办圆桌会议来讨论宪政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会成为一个笑话。尤为重要的是穆斯林领袖和更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参与。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应对公民不服从时将不得不避免过火行动，并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此外，印度事务大臣威廉•威基伍德•贝恩（William Wedgwood Benn）警告说，打断普通文官统治会破坏印度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
与此同时，政权也离不开服务在军队、政府和警察岗位上的印度人的忠诚，这就意味着无论遭遇如何强烈的反对，当局都得以一切都在牢牢掌握之中的形象示人。“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使警察都觉得政府无力维持它的地位和权威，那必将导致灾难，”情报局主管写道。政府政策必须足够强硬，以使服务于它的人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不会在印度倒掉的政权工作，但也不能太严厉，以免吓跑国大党外仍然愿意接受英国统治（raj）的温和派。75
给地方政府的指示是：“政府的制止行动必须有效，但不得超过情势的实际需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甘地一旦违法就要逮捕他；超过情势需要而任其逍遥法外，只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并打击政府的威势。76
“绝不退缩”
在3月5日的祈祷中，甘地号召修行所的同仁7天后和他一道参加前往海边的行进（march），他们会在那里制盐。行进是甘地轻车熟路的战术。在南非时他曾领导一大帮底层群众（ragtag），冒着当局的持续骚扰，穿越不友好地区，进行了5天的行进。这次，行进者人数虽然较少，但之间关系紧密，他们的行程也会更远，并将经过极端崇拜甘地的古吉拉特农村。甘地把行进看作向亲眼目击者和通过媒体向全国进行形象表演的政治舞台。77
甘地知道这70人左右的行进者都致力于实践他提出的原则，而不像国大党中的很多人那样。他们忍受体力劳动和修行所的克制生活，他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足为其他印度人效法。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宗教团体和种姓，暗喻国家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下结合。然而，甘地指示行进不接纳妇女参与。当一些妇女积极分子被拒绝时，他解释说如果妇女参加，英国人会指责说印度男人把她们当作避免警察袭击的挡箭牌。他希望妇女为自治（swaraj）做出贡献，但是在这件事上，如何应付英国人的现实考虑更为重要。78
开始前的一周是紧锣密鼓准备的时间。甘地在他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特尔的帮助下，设计了一条从阿姆达巴德向南到海边村庄丹迪（Dandi）的240里长的路线。行进者们途中会在近年来建设性工作和“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s）产生了回响的村庄停留。学生勘察路线，搜集这些村庄的信息，停驻地的时间表发表在甘地主持的古拉吉特语周刊《Navajivan》上。为在印度乃至外国媒体上宣传行进，已经做了一切努力。79
随着3月12日的临近，修行所和阿姆达巴德的氛围变得一触即发。甘地抑扬顿挫地说道：“这是终结之战。面对子弹的威胁我们当目无惧色……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决不退缩。”当局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局势：一位地方官员3月7日逮捕了帕特尔，由此引发了一场罢市，导致纺织厂、学校、商铺和市政办公室都关门停业。12日晚，人们彻夜不眠地守候，并在拂晓时祷告和吟唱灵歌。然后是甘地发言：“这场斗争不是一次公开表演；它是最后的抗争……我要求你们返回到这里时，要么已为自治献身，要么是它的赢家。”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Kasturbhai）为他戴上印度土布制成的花环，又给他一支手杖。在大步走出修行所时，这位印度领袖在围观者中引起了激动并多少有些矛盾的情绪反应。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戴赛（Mahadev Desai）来说，甘地使他想起两位伟大的战士来：“在征服斯里兰卡的路上”的拉玛王（Lord Rama）和“被解救受苦受难的受压迫者的使命所激励”的佛陀（Buddha）。80
行进者进入每个村庄，都会有群众聚集起来，敲锣打鼓的欢迎。甘地会发表简短演讲，批评食盐税“不人道”（inhuman），声称食盐“坚持真理”（salt satyagraha）是一场“穷人的战斗”。每次停留时他也会劝告村庄主事者们辞去职务，并指导对拒绝辞职者进行个人抵制：希望他们的头领辞职的村民们可以拒绝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婚礼或其他庆祝活动，但他们不得在必需的服务上发难。“诉求必须通过理智和心灵，而不是对强力的恐惧来实现，”他坚持说。81
甘地想通过到海边的行进，把普通村民们领进争取独立的更广阔运动中来。他明白对穷人们宣讲何为休戚与共远远不够；行进者们应该通过个人的简朴和无私行为来证实他们的主张。甘地命令大家每天晚上都睡在户外，除了食物原料（raw food）及休息和洗漱的地方之外，不得向村民提任何要求。但是，对一些人来说甘地设定的标准太苛刻了；他说他为一些行进者享用运来的牛奶和蔬菜并搭乘汽车感到耻辱。他在巴特干村（Bhatgan）谈到了这些奢侈行径。一位观察家说：“听出他声音中的忧伤，每个人都十分安静。他的话语穿透了我们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油灯都熄灭了，会场一片漆黑，只有一盏小小的灯还燃烧在甘地附近。”82
印度社会持久难愈的裂缝显然也和这次行进相伴。出席村庄和城镇里的聚会的穆斯林很少，有“贱民”（untouchables）参与行进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嫌恶。尽管如此，随着终点渐近，赶来聆听甘地的人也越来越多。在相距巴多利“坚持真理”的地点不远的苏拉特（Surat），有3万人迎候他；还有超过5万人聚集在去丹迪的火车站。一波地方官员辞职的浪潮紧随其后：苏拉特地区几乎三分之一的村庄头领们在4月第一周辞职了。83
食盐行进引发的热潮远远超出古吉拉特的范围。甘地一路上写作和接受采访，印度媒体也常以整个头版来报道行进，广泛传播了甘地的事迹。“神灵作证，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学童，但可以说当我约略意识到他正在慢慢接近目标时，被惊得目瞪口呆，”演员阿里格·帕丹斯（Alyque Padamsee）回忆道。三家孟买电影公司派出机组随行拍摄新闻短片，外国记者把甘地变成了一个在欧美家喻户晓的名字。（1930年年底，《时代》杂志评选他为“年度人物”。）84
经过3周的跋涉，行进者们在4月5日早晨抵达丹迪，比原计划提前1天。当晚超过1万2千人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村庄。甘地称赞政府没有干扰行进，并把这归功于世界舆论的关注。他呼吁国际公众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他们正在前往“自治女神的神殿”，除非目标实现否则他们决不让政府有半刻安宁。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洁之地”。85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的拂晓，甘地站在岸边，俯身掬起一团泥巴，这是开始破坏盐业垄断的信号。行进者们马上开始往容器中灌海水。深思熟虑的、系统的公民不服从终于开始了。86
“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
从阿姆达巴德到丹迪的行进是一次可贵的胜利。在全国上下的注视下，甘地为使用非暴力行动反对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政府现身说法。通过自己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坚定的范例，他吁请印度人宣布他们不受制于政府的法律和税收。他告诉英国人他将蔑视他们的权威，他行进数周鼓吹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并告诉每个人同样行事是他们的义务。
对英国官员而言，甘地已经为他们任何形式的行动准备好了剧本。如果他们逮捕了食盐违法者，那么他们将为民族主义运动制造出烈士，并且会证实甘地所声称的他们的暴虐意图。如果他们对食盐抵制者置之不理，那必将助长人们怀疑他们面对印度人的对抗时，执行自己的法律的决心。无论选择哪个，他们都只赔不赚。
由于任何人只要使用海水就能制盐，所以参与运动非常容易：把海水装入容器、进行蒸煮，然后刮起残留物，这是全部需要做的。虽然制盐仅在孟加拉、马德拉斯、特别是孟买的沿海地区成了一项普通活动，但据报道几乎全国都有这类活动发生。在孟买市，那些在户外制盐的人被一打之多由义工肩臂相连组成的同心圆包围，以保护他们免遭警察干扰。和父亲一起在联合省镇子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售盐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就像一个弹簧突然松开了。制出的东西是好是坏真的不相干了；重要的是去触犯可恶的食盐法……”87
在食盐行进后的几周，甘地在寻找能刺激当局逮捕他的法子。于是他在4月24日预告了一个特别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将领导一起针对达拉萨那（Dharasana）食盐厂的袭击，而这必定会遭遇暴力。威基伍德•贝恩明白这是甘地设下的圈套，他写道：“他们费尽心思，试图使我们面临或者采用他们将视为无理和残酷的镇压，或者承认他们的要求的两难境地。他们不会让我们冷落他们的。”88
食盐行进开始时，欧文自忖他有以应对：他将任甘地作为，一旦违法则立即逮捕他。然而当这个短小精干的身影步入丹迪的海边时，总督犹豫了。当时再明显不过的是，逮捕甘地会引发一场抗议风暴并刺激欧文想拉拢进圆桌会议的温和派。
其他官员更关心如何维持秩序。孟买的行政长官坚持认为，甘地优游法外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倍感气馁，却助长了它的反对者的气焰。面对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实在无处可避。一份民族主义报纸说：“逮捕甘地无异于点燃整个印度，不逮捕他又等于允许他在上草原纵火。”欧文最终拿定了自己的主意：以1827年一项排除审判或确切判决的法规为依据，在5月4日晚上逮捕甘地。89
对甘地的拘禁没能阻止住达拉萨那的行动。阿巴斯·塔巴基（Abbas Tybaji），一位76岁的退休法官，走到前列，和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于5月12日带领300名义工去了食盐厂。他们在到达之前就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但是达拉萨那的“坚持真理”（satyagraha）依然没有结束。诗人、工作委员会成员萨罗基尼·奈杜（Sarojini Naidu）赶往海边接管工作。她和义工们多次接近工厂，但每次总有警察挡住他们的去路，于是他们干脆坐下来等待，有一次就这样僵持了28小时。有数百人被投进了监狱。90
奈杜明白袭击会引起暴力，而她所希望的则是它并非来自袭击者：“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任何暴力。你们将遭到殴打，但决不能反抗：伸手抵挡开都不行。”5月21日，示威者们试图突破环绕食盐厂（salt pens）的铁丝网。警察冲了上来，用称作lathis的钢尖棍子抽打他们。一个外国记者这样报道：“没有一个人哪怕抬起胳膊来格开抽打。他们像被保龄球击中的瓶子一样倒下了……剩下的人没有溃散，只是默默地坚强向前行进，直到被打翻。”当第一批被打倒时，担架队组建起来救走伤员——接着的是每天都有的更多对抗。直到6月6日，达拉萨那的行动才算结束。91
在往丹迪行进的途中，甘地已经在思考运动的下一阶段。他相信公民不服从应该继续集中在食盐垄断上。抗税和违反林业法规受到劝阻，因为它们的对象没有一个像食盐税那样先天地不正当。但他觉得应当在运动中抵制外国布料和酒，这样行事并不违法却能销蚀英国的统治（raj）。运动应当坚持不懈，但得被很好地管理——不过不是由他来。甘地和他的同事们明白，他们不可能指挥每个城市、镇子以及村庄的运动，特别是在他们遭到逮捕以后。他们让各省的委员会因地制宜，谋划各自的策略，但有一个条件：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严格非暴力。92
勒克瑙市（Lucknow）的国大党组织者在制盐和抵制布料上没那么走运，他们转而采取另一种方式迫使官方在镇压和退让之间选择。1857年叛乱之后，统治当局（raj）在古老的印度小区中辟出了两条大道——拆毁房屋甚至墓地——以保证军队快速通过。他们还开拓出一块新的英国飞地（enclave），被称为哈慈勒佳尼（Hazratganj）的商业街贯穿它的中心。每个人都明白，英国人视为自家自留地的商业中心的秩序，象征着在勒克瑙的帝国控制；国大党很早就被禁止在哈慈勒佳尼组织游行。现在民族主义领袖们决定出招挑战：勒克瑙的任何地方都不得禁止印度人进入。93
5月14和22日，试图到哈慈勒佳尼游行的国大党义工们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但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也都被允许进入。13位领导人因此被捕，但国大党被告知如果事先申请许可的话，可以游行。英国人将允许印度人进入自己的自留地，但他们先得承认英国统治的无上权威。还没有被捕的国大党领袖们不会让英国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摆脱困境。5月25日，一场大约200名义工的未经许可的游行，在一些妇女的带领下向哈慈勒佳尼进发，但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位地方官员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撤退将使用武力驱散，之后他们等了几分钟；接着警察拖开了前面的妇女。当骑警队出动时，领导人们命令抗议者们卧倒，然后有警察把他们拖走。当时一些人开始反抗，然后警察开始用钢尖的棍子劈头盖脸地抽打游行者，连旁观者也未能幸免。超过100人被打伤，很多非常严重，国大党声称一些人被杀害。
针对哈慈勒佳尼地位的挑战，就像一部摊开的“坚持真理”（satyagraha）的教科书。国大党找到了一个对人民有个人意义，也象征着英国统治的总体不公的问题。然后义工们致力于破坏英国人的法令，最后招致警察攻击赤手空拳的人民，而他们自己戒绝暴力。抗议者们承受的身体疼痛是胆略的标志，也提醒人们记住统治当局使用的代表其特性的暴力。
然而冲突并未就此止步。第二天，市政官员听说国大党计划再次尝试以后，大约400名警察和士兵袭击了它的总部，清除街道并拉下了国大党的旗帜。领导人们于是取消游行，军队和警察才撤离。愤怒的居民们追着返回驻地的警察不放——国大党义工劝他们回家，但无济于事——并投掷砖头、石块和瓶子，最后扬言要把驻地付之一炬。大约半小时后，警察开火了。4人被打死以后军队才算恢复了秩序。
当局实行宵禁，禁止大的集会和游行，并逮捕了很多人。勒克瑙的公民不服从并没有赢得在象征英国权力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主义者们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统治当局放弃仅靠枪口来维持帝国统治的幻想。然而他们也吸取了一次沉重的教训：许多他们希望唤醒来反对英国统治的人并不理解非暴力原则的道理，而对它的破坏使得更暴力的一方掌握了主动权。
勒克瑙并不是食盐行进之后，让英国统治者（raj）发现自己的困境并不得不在放弃控制和使用武力之间选择的唯一地方。4月6日之后数星期以致数月期间发往德里（Delhi）的电报和报告，挫破了英国抱有的运动无法形成气候和产生不了严重威胁的期望。甘地所号召的公民不服从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震动，使统治当局（raj）失去了信心。
在孟买市，食盐“坚持真理”（salt satyagraha）和布料纠察（cloth picketing）遍布四处，义工们接管街道来指挥大规模的有序游行。据新德里（New Delhi）的内务部长H.G.黑格（H.G. Haig）记录：“国大党办公室公开指挥这样的反叛运动。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身着制服的义工们以和警察一样的规则和纪律进行纠察。”在孟加拉辖区的米德纳普（Midnapur）地区，警察对制盐义工的一次袭击引起了一场乡村叛乱：农民们把村庄变成了堡垒，用竹子和树木修建路障，并在野外挖筑战壕。“我觉得回归哪怕一点安宁的希望都非常渺茫，除非我们再次开枪，”惊慌失措的地区官员6月时写道。94
随着事件开始呈现出起义的意味，甘地提议设定的运动路线有时候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在同属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恐怖分子在一场以非暴力（ahimsa）精神开始的运动中掺杂了他们的方式。5月28日，大约60人洗劫了当地的军械库，夺取了大批武器。在被警察和士兵赶走之前，他们兴高采烈的喊着“甘地的统治开始了”来庆祝，并发布了一份独立宣言。95
对政府来说更坏的消息从以穆斯林帕坦人（Pathans）为主的西北崎岖边境传来了。阿卜杜拉·贾法尔汗（Abdul Ghaffar Khan），一位从族群尊严和社会改革的捍卫者转变而来的非暴力行动的拥护者，是关键人物。他的追随者在白沙瓦（Peshawar）的酒品商店外进行纠察时，领导者遭到逮捕，于是一大群人穿越街区有秩序地游行抗议。士兵们开火了，枪杀了至少65人；后来，两排印度教信仰的枪手拒绝执行镇压以穆斯林为主的人群的命令，最后官方从市里撤走了所有士兵。英国失去对白沙瓦的控制十天之久，骚乱也扩展到了农村，那里官员辞职，税务和法院都陷入瘫痪。欧文说该省的长官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支撑英国统治（raj）的梁柱似乎正在倒掉。96
镇压和反弹
在甘地被捕之前，政府对公民不服从除了坐待其消退，束手无策。后来地方官员被给予特别权力，他们采用赤裸裸的武力来对付公民不服从。甘地能被容许走200多里路到丹迪而不受干扰；而破坏英国统治当局（raj）法律的其他印度人明白，他们不会被这么客气地对待。5月底，地方官员被授权起诉进行纠察、威胁公务员或煽动“罢税”（no-tax）抗议的人。97
6月3日总督府（Viceroy's Council）许可省级政府宣布“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组织机构”非法，到夏末时大多数地方的工作委员会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监狱里开始塞满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父子和帕特尔也在其中。国大党的通信也受到强制审查，而官方也于10月时开始占领被取缔组织的房屋和财产。政府也准备了一部无所不包的“紧急权力法令”，以做应对严重危机之用。98
英国平定运动的策略也有比较体面的一面。圆桌会议将在10月举行，欧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届时参加——仍忠于统治当局（raj）的印度领袖抱有同样的期望，他们知道参加没有国大党的圆桌会议会让他们严重孤立。因此他们中的两位拜访了狱中的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详细讨论国大党参与进来的条件。多个回合的讨论之后，三位囚犯同意让步，但得满足包括释放因公民不服从而入狱者，撤销特别法令，归还被没收的土地，允许纠察和制盐，以及承认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等在内的条件。欧文显然无力满足这些包揽无遗的要求，而到9月第一个星期时，双方都放弃了达成协议的努力。99
欧文的策略——兼用镇压和谈判以恢复常态——告败了。但是政府的手段——逮捕、法令、对抗议者施暴——使公民不服从复杂化了。如果国大党想让运动继续进行，并使已获得的势头继续增长，就必须设法使政府的压制尝试失效。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确保暴力不至于吓跑有意加入运动的人们。抗议者的大规模集中，就像在达拉萨那或勒克瑙那样，使人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国大党强调诸如制盐、抵制布料和酒这样小规模、容易分散，较少可能使人们面临棍棒和子弹的行动。
国大党也明白，必须使统治当局为镇压付出代价。甘地遭捕在许多城市和镇子引发了示威和罢市，此前还反对停止和统治当局合作的要求的温和派，也因此退出了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s）。同情他们的记者也报道了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时的触目惊心的细节，国大党则公布了达拉萨那的伤者的照片。每个镇压行动都能被国大党用来赢得印度人更坚定的拥护。100
此时，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对手的英国，才明白遏制公民不服从需要先使组织它的机构瘫痪。当他们试图阻止民族主义的杂志和报纸发往外地时，国大党以印刷并散发传单以及——在政府没收印刷机以后——给地方领导人们发送信件、电报和派出信使来回应。然而，面对压制，全印范围的协调还是受到了限制。除进行食盐“坚持真理”（salt satyagraha）和抵制布料的号召或保持非暴力的劝诫之外，国大党给省级机构不再发出具体指示。“斗争的策略应当……根据当地情形决定并由他们随时调整，”一位作者7月在甘地主持的《青年印度》杂志上宣称。政府的攻势没能遏制运动，只不过让它分头进行罢了，在各省领导人被捕之后，地方积极分子们又蜂拥而来。101
无处不在的抵抗
甘地作为运动领袖最卓越的功绩，在于通过熔合国家独立——一小部分精英抱有的崇高目标——和为数百万印度人提供切实改进的现实要求为一体，来为他的事业集结支持，从而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在他的想象中，印度人争取自治的最初方式是把自己从政府不公的食盐垄断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后，地方领袖们将会认识到应该围绕什么问题组织抗议。英国统治（raj）强加在印度人生活（或生计）上的每个问题都是抵抗的潜在对象。
公民不服从最顽强的实践者，当数居住在孟买以北的古吉拉特肥沃平原上的帕地达人。印度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国大党、甘地的行动主义和公众意见能如此完美地抱成一团。和甘地一道，国大党地区领导人帕特尔在20世纪20年代把古吉拉特改造成了建设性工作的温床；他们也领导了一些为他们赢得人民忠心的小规模“坚持真理”运动（satyagrahas）。
帕地达人由于他们的坚韧、自力更生和团结而广受尊敬。一位满怀敬意的征税员1930年记载道：“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做成任何事情，无论好坏。他们的足智多谋和顽强意志确实令人赞叹。”因此，他们是公民不服从的理想人选，而在甘地到达丹迪海滩后不久，制盐活动就在古吉拉特沿海开始了。数千勇士因为制作和出售食盐而遭逮捕和殴打。102
但对帕地达人来说，土地税才是关键问题。英国人认为他们是这些由帕地达人（及其他印度人）开垦的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他们把该项税收看作一种租金。抗缴——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之前这样干过好几次——等于公开宣告独立，拒绝承认英国对一项基本资源的占有的合法性。它也是一种能对政府运行造成实际损害的非暴力制裁。103
鼓动破坏土地税收法在公民不服从正式发动前几个月已经开始了。帕特尔不顾甘地把运动先限制在食盐方面的想法，和凯达地区（Kheda district）的农民见面，推动他们停止缴税。地区的征税员把帕特尔拘禁在拉斯村（village of Ras），但为了挑战这次监禁，村民们拒交他们的税款，而周围村庄的帕地达人也自发地加入拒交之列。3月19日食盐行进者到达拉斯时，甘地想让帕地达人停手，但最后，虽然他警告说政府的反应不会温和，他还是觉得必须支持这项行动。104
为了防止征税员没收他们的财务充抵税款，帕地达人收拾好他们的炊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