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抵抗恐怖
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阿摩司书》第2章第14节
第四章
1923年的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给德国人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年之后的一个冬日下午，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迈着十分整齐的步伐跨过比利时边界，进入德国最大城市之一埃森(Essen)。他们占领了学校和旅店作为侵略行动的指挥部。骑兵和摩托化小队占领了电话和电报局。最重要的是煤业辛迪加和铁路总管办公室也被占领了。该市如此轻而易举就被占领，几乎不像是真的。一名法国士兵后来说：“给德国人点颜色看看，他们总是屈服于武力。”（1）
埃森位于风暴的中心，1923年一月的这个星期四之前，这场风暴聚集在德国工业中心鲁尔（Ruhr）上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法国和比利时决定通过进入战败国夺取资源来强制执行停战条约中的条款。德国人眼看着这件事发生，对柏林的领导人未能解决这一危机感到愤怒。这天上午，埃森市民前往该市主要的音乐厅，他们受到勉励要抵抗侵略，然后他们涌上街道，到处都响起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ber alles）的歌声。但是随着这一天的过去，爱国歌声让位于逐渐逼近的侵略的阴影。（2）
士兵们成群结队地走过埃森占领阵地的时候，餐馆和酒吧的主人关上门窗。市中心火车站周围的广场和街道上挤满了一言不发的人们，没有示威的迹象。下午结束之后，埃森市民不情愿地接待了4，000多名士兵和十几辆装甲车——而且他们开始担心从前的敌人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保护派来接管鲁尔的煤矿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工程师。（3）
一位老人在看到自己的城市投降时，把头埋在手帕里轻轻地哭着，他是1870年的普鲁士战争的退伍老兵，那场决定性的战争打败了法国，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当被问道为什么哭时，老人简单地回答道：“我们从没想过他们真的会这样做。”（4）
“德国的心脏”
除了打仗的军队所蒙受重大损失之外，这场被称做“大战”的战争还蹂躏了法国最富饶的土地。该国最北边的地区事实上已被夷为平地。德国将军们在仍然抱着赢得战争的希望时，他们计划吞并法国北方的煤田，占领比利时的矿井。当形势变得明朗，德国即将战败的时候，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将军命令炸毁矿井，放水淹没。唯一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工业。（5）
停战六个月之后，法国参议员保罗·杜美（Paul Doumer）把被大水冲毁的地区描述为“一片沙漠，一个死亡、杀戮和毁灭的地区。人的尸体之上覆盖着马和树的尸体。”战前这里有该国最好的农田和最强的制造能力。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除非北部的国土复兴，重新繁荣起来，否则法国就不会复兴。（6）
有一个人对北方的痛苦深有感触，他就是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战争时期任法国总理。他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交界地带洛林，那里的资源使其一千年来一直是各种入侵者的必争之地。1870 年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当时只有十岁的普恩加莱看到德国军队走在家乡的街道上——占领一直持续到法国支付了战争赔款为止。总理经常指出这一点来为自己对德国的强硬立场辩护：“德国人在法国一直待到1873年，直到得到赔款才撤出我们的领土。”（7）
法国批准《凡尔塞和约》不久之后，普恩加莱的任期结束，但他没有像许多战争时期的领导人那样退出政治舞台。他是个英雄，公众非常赞赏他。在礼节性访问战时的法国战场时，他质疑德国人遵守和约的动机。他在凡尔登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问道：“谁允许这些德国人签署承诺却不遵守承诺了？”1916年，法国军队阻止了德国在凡尔登的推进。（8）
和约要求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德国所有军队撤出莱茵河西岸，协约国占领其左岸。德军削减至100，000人，海军削减至15，000 人，禁止拥有重炮、坦克和军机；在鲁尔地区，警察只有随身武器。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法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一部分归丹麦所有。东部的几个地区归波兰。割让这块土地意味着失去650万公民和惊人数量的资源和工业——一点也不奇怪，德国人把和约当作毫无公平可言的战胜国的苛刻条件。柏林夜总会中的演出者把和约副本撕得粉碎。（9）
由于德国人试图回避法国提出的及时支付赔款的要求，法国公众抱怨其领导人过于忍气吞声。新任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他希望与德国人谈判。但是白里安无法平衡英国对德国宽大为怀的呼吁和法国民众对采取行动的煽动，于 1922年一月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是普恩加莱，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再次回到政府中的总理。（10）
刚一回到政府中，他就得到报告，说德国企业家正在领导一场宣传运动，要求免除该国的战争罪责。这场运动由有影响力的巨头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领导，他们称和约的条款是报复性的，并且说德国永远无法满足法国的要求。一位学者后来估计道，如果最初的赔款计划得以执行，德国就要一直赔款到20世纪70或80年代。斯廷内斯的一份报纸论证说，德国的负担是“由法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造成的”。（11）
除了赔款带来财政重负与失去领土和人口之外，德国多数地区最初还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德国人不许使用自己的邮政系统和广播系统。最屈辱的可能还是一直持续到1919年六月的粮食禁运。有时一周的配给定额只有四磅半面包、五盎司肉、两盎司黄油和两盎司半咖啡。德国的一家之主相当体面地面对这些困难。各家各户都靠官方定量生活而不去有违公民责任的黑市。（12）
到了1922年，多数战后占领军都回家了，只留下少数军团部署在莱茵河沿岸，还有一些法国部队驻扎在靠近德国边境的城市中。世界各国即使还没有原谅德国发动大战，也已经开始认识到德国和其他交战国一样需要时间来恢复。1922年七月中旬，协约国赔款委员会（Allied Reparations Commission）考虑在未来的赔款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把赔款延缓两年。对斗牛一样的普恩加莱来说，这就像是斗牛士的红披风。他在八月于伦敦召开的协约国会议上威胁要单独采取行动，他警告说：“德国人的信用日益恶化。”（13）
8月16日，德国人拒绝服从法国的要求把鲁尔的矿井当作欠法国的煤炭供应的抵押品。在普恩加莱脑中，现在留给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占领矿井挖煤，法国急需能够使其工业恢复运转的煤炭。战前，该地区的矿井只用40%的生产能力就能一年生产900亿吨煤——这一生产率仅次于宾夕法尼亚的煤田。正如另一位法国战争英雄马歇尔·斐迪南·福煦（Marshal Ferdinand Foch）曾经说过的：“向柏林进军？那是浪费时间。德国的心脏在鲁尔，那里要近得多。”（14）
没有军队保护的鲁尔是一个诱人的目标，而法国这么做有秘而不宣的动机。十一月底，一次决定性的内阁会议讨论了使用武力的后果，普恩加莱预计德国会崩溃、分裂——这就意味着法国可以从分崩离析的德国夺取莱茵兰（Rhineland），而这正是德国人害怕的。无论其动机是什么，法国议会以452票对72票支持发动进攻。几周之后，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拖欠法国的电线杆和木材供应，1923年1月9日，委员会宣布德国拖欠煤炭供应。两天之后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开进德国。（15）
“控制工作”
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拒绝支付赔款，而柏林则认为需要度过财政难关。战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曾经打算要按期支付赔款，但政府没能征到所需的税收和财产，因此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按期支付赔款——德国政府求助于外国贷款，而这加剧了通货膨胀。
1922年十月，由于未能处理赔款事宜和通货膨胀，总理被迫辞职。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缺乏政治经验的汉堡-美国航运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总裁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做继任者。但美男子库诺是工业巨头，艾伯特知道，德国经济要想走上正轨，企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新总理还会讲英语，而且与英美有联系，如果要修订赔款方案，英美对法国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16）
库诺11月24日首次对国会演讲时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先面包，后赔款。”他强烈反对法国图谋夺取鲁尔：“我们没有忽跨越我国国界，对我国进行进一步入侵的可能走向。”他赞美莱茵兰人对协约国占领的“惊人耐心”。库诺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说家，他赢得的掌声不多，但是结束演讲时他坚定地宣布：“本届政府决不会放弃德国的一寸领土。”议员们起立高呼同意。（17）
但是，柏林的欢呼声不等于对理智政策的支持。政府希望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而企业家则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支付赔款，但企业和工人都不喜欢提高税收。法国威胁占领鲁尔时，企业家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他们怀疑德国永远也无法满足协约国的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动机来帮助库诺。
12月11日，总理提出了修订后的赔款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仅立即被法国拒绝，也遭到了胡戈·斯廷内斯的报纸《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抨击。总理1月2日的最后提议承诺：根据法国撤出1921年为镇压共产党叛乱而占领的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urg)和鲁尔河口（Ruhrort）的情况，支付200亿金马克，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普恩加莱根本不愿考虑这个提议。
1月9日，法国政府把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描述为“工程师的控制工作”。否认打算发动“军事行动”或“政治性占领”，法国坚持说只派出了“为控制工作提供安全保障所必需的”部队，“不会打乱……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在和平和秩序中工作。”（18）
德国人对占领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占领不可能持续很久。他们没有储藏煤和其他原材料，也没有组织来执行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战略。库诺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法国人会接受他的最后一个赔款提议，普恩加莱会叫停入侵计划。报之以武力不是办法，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进入距莱茵河50公里（31英里）之内的地区。库诺及其内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入侵，或者在呼吁全世界支持的同时做出某种抵抗。
德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集中于推迟法国得到煤的时间，直到普恩加莱发善心同意重新谈判赔款事宜。库诺和艾伯特认识到入侵是法国的最后选择，在伦敦和华盛顿等地的批评者要多于支持者。如果德国人用能够唤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就可能会从中斡旋，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可能会加速危机的解决。这样赔款事宜就可以被“去政治化”（当时的用词）。如果说德国人有个战略，那就是这个了。（19）
1月9日，总理库诺要求总统艾伯特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宣言，告诫鲁尔市民，尽管“法国非正义地对一个没有武装、不设防的国家使用了武力”，但是他们仍然要保持平静。当晚，库诺在柏林的帝国政府大厦（Reichskabinettspaleis）与他的内阁和工会人员会面，以便制定一个利益各不相同的德国人都能支持的行动计划。对矿主来说，积极抵抗在经济上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矿井会被占领，生产会停止。与艾伯特的政党捆在一起的社会党联盟（socialist union）害怕好战会鼓励右翼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起义，颠覆社会党掌握的政权。总统认为如果雇主合作，那工会也会合作，但库诺和艾伯特都无法使雇主改变主意。（20）
无论能够集合多少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都开始认为德国必须让占领国付出经济代价。鲁尔的煤对欧洲至关重要；鲁尔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的任何重大停顿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复杂化。库诺认为协约国很快就会正视这个问题，迫使普恩加莱撤军。他期望占领持续不到一个月，法国就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无力继续。
反对暴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抵抗思想中。与该党在东方的亲戚布尔什维克不同，社会党四十年来一直是个不主张革命的政党，因此在任何政治形势下，暴力行动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牟利手段。甚至连反对法国的总罢工似乎也太具挑衅性，尤其是对可能会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力的工会来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使用暴力可能会破坏抵抗在英美眼中的形象。在柏林定调的头脑冷静的普鲁士人建议反对任何卤莽行动。（21）
于是，库诺和艾伯特告诉工会把其会员团结到“消极抵抗”占领（这里使用了甘地十七年前创造的词语）的政策下。总理保证一旦从国会得到授权，就会向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工会活动家确信普通会员很快就会跟进。虽然工人们有理由怀疑柏林是否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政府总是把企业家放在前面——但两年前工会还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使德国的商业基本陷入停顿，阻止了前军官的政变。此外，工人还一直表现出对德国的忠诚，他们都上过学，学校一百年来一直在教他们仇恨法国。他们会抵抗的。
然而柏林一直担心工人的热情走得太远。库诺说，如果斗争带来“惩罚和暴力措施，不可控制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小心不要让……民族感情变成支持万字旗的力量。”如果许多工人被迫停止工作，那么“反对法国的抗议可能会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支持抵抗，库诺感到柏林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人的工资和食品供应，以及鲁尔的执法提供补贴。他承认说：“但这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最终导致德国的解体。”（22）
除了感到面前的路十分冒险之外，最初的会议几乎没有提到战略问题。库诺和艾伯特没有为鲁尔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路线。在和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官员开会时，总统承认“没有为组织抵抗的方法制定计划。”抗议和示威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工人、工会和矿主如何从柏林获得指示？柏林如何追踪鲁尔发生的事件？没有人知道。（23）
1月13日，入侵发生两天之后，库诺出席了一个下午很晚时间才举行的十分紧张的国会紧急会议，提交他的计划，虽然计划不过如此。屋顶上的旗帜在旗杆中间飘扬。他谴责了入侵并且扔下了手套：“两天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自由的德国领土……骑兵分队带着出鞘的剑率领着纵队……这种军事行动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进行的……我要问全世界，是否还有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蒙受着无比的艰难和牺牲，尽管衰弱无力，但还要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工作着？”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的所有国会议员都起立高呼：“没有！没有！”然后总理说出了德国的选择：“德国政府不能激烈抵抗，但是肯定不愿与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合作。”国会以283票对12票决定政府支持抵抗。（24）
坐在刺刀上面
甚至在德国政府行动之前，鲁尔人民就已经使法国的“控制工作”比普恩加莱所预期的更加困难。1月10日军队抵达之前，5，000名愤怒的群众出现在埃森的帝国酒店（Hotel Kaiserhof）前——有谣言说这里要接待法国工程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把他们赶出鲁尔。七百名抗议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警察保护大门的封锁线。他们准备好冲上楼去攻击法国人，当时埃森市长站在桌子上求他们回家去，省下精力来对付明天就要到来的法国士兵。一阵爱国歌声之后，人群散去了。（25）
当天晚间，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的官员收拾好所有重要文件，将其放上开往埃森北方约320公里（199英里）的汉堡的卡车；其余的文件埋在大楼的地板下面。这个辛迪加是全鲁尔的煤田控制中心。没有辛迪加的记录，占领者就不得不接管所有的矿井，而不能只接管产量最高的矿井，这就需要比最初计划的更多的部队。转移辛迪加是胡戈·斯廷内斯的主意，他既拥有矿井也拥有报纸，而且他是保守派的象征。后来他骄傲地指出，没有文件转移，“抵抗外敌的斗争”就会缓慢得多。斯廷内斯在德国任何可能阻碍向法国赔款的行动上都有既得利益：根据赔款协议，运往西方的煤炭售价低于市场价，（26）
现在媒体开始声援抵抗，声称法国想要使鲁尔脱离德国。一家在鲁尔工人中发行的社会党报纸发表社论，称占领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以暴制暴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主张武装抵抗。”其结论是：“一个法国智者曾经说过：你用刺刀什么也做不了，你只能坐在刺刀上面。现在我们必须让他们看到：你们无法用刺刀来挖煤或运煤。”更多的保守派报纸描绘了史诗般的斗争，诉诸于德国人浪漫的国家观念。《德意志汇报》说：“他们走得越远，回家的路就越长，阿米尼乌斯（Arminius）不是把罗马军团诱入条顿堡加森林（Teutoburger forest）深处，使他们无法逃脱吗？”（27）
尽管有这些虚张声势的话，这出正在逐渐展开的戏中仍然有着不情愿的演员。1月10日的会议上，德国运输部（Reich Transport Ministry）拒绝支持抵抗，运输部认为法国人或者会强迫德国工人来开火车，或者会征用大部分铁路系统用来转运部队和把煤运往法国。他们争论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鲁尔人民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堪忍受。矿主们一开始就不愿抵抗，如果铁路工人不抵抗，他们就没有理由抵抗。库诺命令铁路系统不要服从法国和比利时的命令，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
最初几天，实际的抵抗是分散的。埃森没有发生罢工，只有几次小规模骚乱。工人们迷惑不解；他们被为鲁尔而战的呼声所唤醒，但没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唯一的行动发生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慕尼黑，那里有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民族主义领袖通过哀叹德国的悲惨处境煽动了上万名群众。这个出生在奥地利的人抨击道：“我们侮辱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我们已经成了鄙视的对象，还成了敌人和全世界的笑柄。”（28）
让工人和雇主团结合作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企业家看不起工人，还有点害怕工人，因为共产主义正在吸引追随者，尤其是在鲁尔。工人们则认为自己的雇主甚至更加吝啬，一个埃森人写道：“我们有些工人甚至说我们是被法国人抢劫还是被德国人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但感情以外的区别还是有的。我们能够坚持反对鲁尔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德国政府很虚弱，我们的老板不能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如果找不到方法来化解这些传统的敌意，抵抗就不可持续。（29）
当时世界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刚刚过去几年时间，那场战争的中心离鲁尔只有几公里之遥，因此这些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有些人害怕发生一场新的战争；另一些人则认为法国有理由迫使德国偿还其债务。但英美倾向于同情德国人，这正是柏林努力希望获得的反应。美国被认为是战争的大赢家，但现在基本中立，因为其国会已经否决了《凡尔塞和约》的部分条款。据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把德国钢铁从赔款的大火中抢救出来，如果抵抗赢得了他们的心的话。
有些美国人给这一希望推波助澜。评论刊物《民族》（The Nation）赞许地引用了最近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先例。它宣布：“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甘地，一个灵魂的象征，而不是拳头的象征，一个知道仅仅使用精神抵抗就能对今天各个民族反抗更强大武力的斗争有所助益的先知……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对法国侵略的最有力回答就是不合作运动。如果鲁尔的矿工和技术人员足够勇敢和团结，那么他们仅仅是拒绝为法国人工作……就能迅速而有效地回答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得这些法国人：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30）
入侵发生之后不久，由埃米尔·科斯特（Emile Coste）和法军指挥官约瑟夫·德古特（Joseph Degoutte）率领的法国工程团就试图通过保证为他们供应的煤付款来拉拢德国矿主。法国人向德国人购买煤的价格低于市场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煤卖给其他国家，用盈利来支付占领的成本——盈利累计约有10亿法郎。与此同时他们可以避免德国政府征收40%的煤炭税，奇怪的是最近三个月中没有征收这个税。柏林的反应十分迅速。如果矿主同意，抵抗就会失败。库诺禁止他们向侵略者供应煤，但是科斯特会见杜塞尔多夫的矿主，命令他们开始供煤，否则就立即逮捕他们。他们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忠于德国，（31）
蒂森工业帝国的年轻继承人弗里德里希·蒂森（Friedrich Thyssen）充当了矿主的发言人，杜塞尔多夫会议之后几天里，媒体和公众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他宣布：“土生土长的鲁尔人，无论是矿主还是矿工，都有着坚定的思想和不屈的意志。”不过蒂森的知名度使他自食其果：1月20日，科斯特由于拒绝供煤而逮捕了他和另外五名煤业巨头。这些人被带到美因茨（Mainz）的法国军事法庭上，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政治犯的待遇，（32）
这一逮捕是一个严重错误。1月22日，蒂森集团在整个鲁尔的九座煤矿和钢厂的75，000名男女举行罢工。奥伯豪森（Oberhausen）的铁路工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切断信号灯的供电。雷克灵豪森的矿工离开工作岗位，奥斯特费尔德（Osterfeld）的矿工拒绝工作，除非法国军队撤出。蒂森出庭受审的日子临近时，美因茨的群众举行抗议，迫使法国派出更多的部队来维持秩序，法国担心大规模示威恶化为暴动——他们还担心如果法国士兵对平民使用武力，英美可能会断然反对占领。（33）
审判那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法庭外面；旁听席上挤满了焦急的旁听者。主持审判的陆军中校德布格尼（Debugny）警告说，任何扰乱审判的人都会上军事法庭。当法国公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拒绝服从供煤命令时，蒂森回答道：“我的职责是遵守我国的法律。我国政府说法国军队入侵鲁尔地区是错误的。”蒂森承认，矿主最初是同意供煤的，如果德国政府不反对的话。但是既然柏林下令不要供煤，他和同行们就不能服从供煤的命令。蒂森的律师要求宣告蒂森无罪，因为他只是服从命令。德布格尼很快带回他的裁决：政府的命令是减轻情节；被告将被释放，但要被罚款 307，000法郎。（34）
法庭外的示威者兴高采烈，他们跳舞，还歌唱《守卫那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蒂森前往火车站的行程虽然短暂，但却欢欣鼓舞。他的律师后来写道：“似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抓住了这些人。现在我们了解了被占领土的灵魂。”乘火车回埃森时，“旗帜到处飘扬。各个火车站都奏响了国歌。尽管法国派驻重兵，这些还是发生了，法国士兵对这种爱国精神的爆发完全无能为力。”（35）
审判使喧嚣的一周半时间告一段落。由于矿主拒绝交煤，普恩加莱希望通过占领更多矿井、铁路和运河枢纽来击败抵抗。但法国只是遇到了更多的抗议。一个美国记者写道：“暴动的消息从鲁尔各地传来。这里是埃森……有20，000人上街……法国人在旅馆外丢了一圈刺刀。士兵们拿出了机枪。群众向前移动；怒吼声很大；他们威胁说除非把枪拿走，否则他们就要赤手空拳，只用成千上万人的力量发动攻击……法国战胜这些愤怒的群众的唯一方式就是撤退。”（36）
“不要害怕人类的力量”
占领的关键策略是通过铁路把煤从德国运回法国。法国人入侵时首先去找堆在矿井口的煤——有些地方的存货有两到三个月的产量。因此实际检验抵抗战略的就是阻断法国的铁路运输，德国人迅速把多数煤车运出鲁尔。法国人带来自己的车辆后还需要当地的铁路工人。无论什么地方的德国铁路工人发生罢工，法国都必须用自己的工程师来代替，但是法国工程师不够整个鲁尔地区使用，而且他们很少有人会说德语，由于欧洲的铁路系统各不相同，他们还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设备。（37）
多特蒙德（Dortmund）工人罢工时，一列法国军用火车在铁轨上停留了好几个小时，法国工程师才控制了火车头，把火车开到埃森，埃森的德国工人把客车车厢挪到铁轨上，阻止火车前进。波鸿(Bochum)和雷克灵豪森爆发了自发罢工，装载着煤和焦碳、驶往法国的火车陷在一列列火车头和其他其他车厢后面。整个地区的德国铁路工人把空车及大量的石头、木材和煤堆在铁轨上阻挡由法国人控制的火车。另一条重要线路的工人移走了一条铁轨，造成了大量出轨。
有一座城市，法国人每天只从主要火车站发出一列火车，一位年轻的法国指挥官提出跟德国工人做交易，让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是根据工会的条件，法国士兵不能占领信号站，士兵不能在车站附近修理刺刀，法国军队不能护送煤车。军官拒绝了这些条件，法国工程师试图教会士兵如何操纵机车。士兵们“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学习弯道、信号、道岔和坡度，这样如果罢工扩散他们就能接管铁路。（38）
法国人如果不坚持到底就会一无所获。为了让火车保持运转，他们把道岔钉死以防破坏，不顾没有警报灯的信号（由断电所导致），并且在铁路沿线派驻卫兵，以便让抵抗者远离铁轨。法国人还试图通过把拒绝服从其命令的铁路官员赶出鲁尔来对抗罢工，期望这会在铁路部门和工会中造成混乱——但做到这些要花时间。而与此同时，缺煤的法国不得不从英国购买了100万吨煤，这给法国的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公众和反对派政客要求结束鲁尔冒险的压力也增加了。（39）
这一地区的矿工也拒绝服从法国人的命令。1月19日，埃森北边的“矿工幸运”煤矿（Bergmannsgluck Mine）的矿工第一时间看到了法国刺刀的闪光。早上8：30，一位名叫梅杰（Mayer）的法军上校和一群参谋、工程师，以及约一百名士兵停在煤矿办公室前面。十五名士兵沉着地走进大门，然后走向经理办公室。他们用刺刀推开门，在梅杰上校和工程师进屋之前在屋里站好。上校要求把焦炉内所有焦碳装载运走，但总经理艾伦斯（Oberbergrat Ahrens）拒绝了。他被逮捕并被送往附近的校舍，在那里他受到了审问，并被命令收拾东西离开鲁尔。梅杰、士兵和工程师随后审问了运货员和其他职员。所有人都拒绝提供帮助。在逮捕和驱逐了几乎所有高级职员之后，梅杰命令除了法国之外不准往其他地方运输焦碳，不准从焦炉中卸出焦碳，直到满足他的要求为止。（40）
由于那时时间还早，头班矿工仍然在地下工作。但有些与工会有联系的高级工人在地面上操作焦炉。他们自发召集了会议，草草写下了要求清单——要求释放被捕的职员，所有法国军队撤出矿井。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矿工就会离开工作岗位，开始全面罢工。上校默许了这些条件，释放了多数被拘留的职员，但其中没有矿井的高级职员。他还让多数部队撤离矿井口，只留下四名士兵保卫焦炉。（41）
但是矿工们仍然拒绝卸炉和装载焦碳运往法国，这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僵局。如果几天之内不清空焦炉，焦碳会爆炸，焦炉会被炸毁。工人们指出了这一点，但梅杰断然拒绝。他厉声说道： “如果你们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焦碳就会留在炉里，如果出了故障，由矿井管理层负责。”但是矿工们跟上校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让焦炉以危险的高温运转，最后上校让步了。焦碳卸到了驶往德国北方而不是法国的火车上。（42）
整个鲁尔地区的各个矿井都发生了类似的僵局。法国士兵由于拒绝供煤而拘禁矿井经理时，工人们放下工具，走出矿井进行抗议，直到职员被释放或士兵撤离。一些地方的矿工向装载的煤上喷洒水和沙子的混合物，使其在到达法国的鼓风炉中时变得毫无用处。总之，法国夺取的煤很少，运往法国的更少。最初几周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士兵们当矿工不像当机车工程师那样熟练。
由于受到挫折，法国开始骚扰整个鲁尔的矿井员工。法国人一度会见鲁尔地区的财务官员，要求获得当地矿主的税务信息。财务主管回答说：“我是德国人，我不接受法国的命令。”法国财务官员立即惊呆了，回答说：“你有十分钟时间交出记录。”地区财务官员站起来准备离开，他在法国官员面前稍作停顿，并且说：“别浪费宝贵的十分钟时间了。我的回答是不。”他被逮捕并被带走。（43）
抵抗不仅限于铁路连线和矿井所在地。许多大城市——尤其是已经成为法比联军行动指挥中心的埃森、多特蒙德和波鸿——的德国人切断外国工程师和官员居住的旅店的电话线和电线。法国人常常对公民抵抗运动反应过度，这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行动。在埃森，歌唱《守卫那莱茵河》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会导致 200，000马克罚款或六个月监禁。对展示旗帜或佩带有象征意义的徽章也制定了类似的处罚措施。
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一名德国警察拦下一辆车灯不亮的法国汽车。车内的法国士兵向这位警官开枪，在脖子上造成了致命伤。一些德国平民看到这场混乱之后跑到现场，制服了这些士兵，并且开始殴打他们。作为报复，法国派出了装甲坦克和机枪进驻该市，要求该市赔偿100万马克。该市的领导拒绝后，法国派了更多的部队包围市政厅和火车站，没收供给该市的全部的马克纸币。（44）
这些对抗都需要更多的部队，法国被迫召集预备役军人，这在法国平民中激起了不满。鲁尔地区的一些法国士兵也开始质疑他们占领鲁尔的目的，他们认识到不断骚扰他们的抵抗者不会向法国供煤。与英国在印度不同，法国人并不想留在鲁尔；他们想拿到德国欠自己的东西，然后离开。压迫德国人民不是他们的目的。（45）
但抵抗的目的是阻止法国人在鲁尔做他们想做的事，这造成了一种德国人没有看到的困境：只要法国人拒绝离开，抵抗越成功，就不得不持续越长时间。长时间坚持非暴力行动并不容易，但是除非成本提高，否则德国人在只采用这种反对方式上是有共识的。大多数刚刚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德国人不喜欢暴力。一位名叫西奥·高迪希（Theo Gaudig）的抵抗活动分子回忆道：“消极抵抗只是跟着感觉和时代的氛围走。”地方议员也强化了这一点，如果抵抗者看来要攻击法国人，议员们经常叫他们冷静下来。（46）
一开始，非暴力的倾向伴随着巨大的抵抗热情。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德国人正在保卫自己的家乡。埃森一次上演弗里德理西·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歌剧《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时，观众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齐声重复几句熟悉的诗：“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宁死也不生活在奴役下……永远不要害怕人类的力量。”在此之后，法国人禁止在整个鲁尔演出《威廉·退尔》。在波鸿，取消上演该剧和关闭波鸿歌剧院（Bochum Opera House）激起了5，000人的抗议游行。（47）
民族自豪感的浪潮在整个德国涌起。一位美国作家在《民族》上报导说：“人们在昂贵的商店和咖啡馆中高声谈论抵抗法国的事。当然，每个人都用破坏的方式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孩子们给问路的士兵和陌生人指错误的方向。”餐馆把法国的葡萄酒和糕点从菜单上拿下。如果德国女孩被发现与法国士兵有风流韵事，她的头发会被剪掉。德国演员联合会（League of German Actors）敦促公众抵制所有法国货，声称德国被“从法国进口的下流、毫无价值的艺术淹没了”。（48）
法国试图通过审查或关闭当地报纸来压制关于德国抵抗的公众舆论。在早期，印有支持抵抗的社论或民族主义者和工人团体的呼吁的报纸会被罚款和暂时停刊——但报纸把办公室搬到别处继续出版。由于藐视法国人的限制的报纸越来越多，法国士兵转为搜查其办公室，没收或破坏打字机、印刷机和纸张供应。编辑和记者还会被罚款，并被监禁或驱逐。（49）
双方都试图在德国内外争取公众的支持。法国的小册子、传单及售货亭和墙上张贴的海报把这场冲突描述为对德国企业家的摊牌，声称企业家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进行投资，以便从战后通货膨胀中获利。一位名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十八岁英国人给伦敦的德国使馆写信提供“宣传服务”。得到工资和许多联系地址之后，他在鲁尔漫步。他写信给母亲，解释外国人被误认为是法国官员时的情形：“人人都恨你的感觉真有趣。晚上我们去夜总会，一个肥胖的裸体女人表演了象征性的舞蹈：锁链中的德国人，当然以镣铐被打破为结束。”（50）
为期一个月的占领每天要花费法国政府大约60，000美元，这加重了政府的预算赤字，还促使外国抛售法郎。普恩加莱被迫向法国议会委员会（Chamber Committee of France）要求4500万法郎，以便将占领延长到2月。工程师尚未完全控制矿井，而其领队埃米尔·科斯特丢下在埃森的总部回到了法国，他告诉内阁他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放弃从鲁尔挖煤的打算，或者把整个地区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德国工人的反应尤其让普恩加莱为难。虽然他尽力把任务描述为帮助工人而不是雇主，但工人却团结起来捍卫德国的主权。对鲁尔人来说，这是一场关于战后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重负的公平性的斗争，目前血重于钱。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五金商人的艰苦工作使他们适应了逆境。因此虽然通货膨胀很高，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他们也不会很快投降，尤其是向法国投降。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此为什么不抵抗呢？
从“团结”到麻木
柏林虽然向抵抗者提供了财政补贴，在告诉全世界法国的放肆行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柏林很晚才在鲁尔地区发展起集中的组织网络，以便向前线下达指示。因此最初的行动是由当地的工会、工厂理事会、警察部门以及市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周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开会讨论有哪些选择，计划与占领军的规模，矿井、火车站和运河的位置及各城市的大小相称的抵抗行动。例如，格拉德贝克（Gladbeck）的抵抗团体每周开会两次协调抵抗行动，埃森、布瓦（Buer）和雷克灵豪森也建立了类似的团体。（51）
1月17日，蒙斯特（Munster）举行了一次地区大会，其中有帝国国务部长（Reich State Minister）、柏林在鲁尔地区的主要代表恩斯特·梅里希（Ernst Mehlich）出席。梅里希对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地方运动印象深刻，但他想如果抵抗不成功，柏林就必须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库诺和艾伯特——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从该地区的人那得到信息——同意了，莱茵-鲁尔中心（Rhein-Ruhr Zentral）成立了，并且成为柏林给媒体、自治市、企业家和工会下达命令的通道。梅里希还组织了劳动管理防卫委员会（labor-management defense committee），该委员会负责计划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发放工资补贴。（52）
但是这一精巧的合作舞蹈有些生硬：工人和雇主之间长期存在的猜疑浮出了水面。库诺宣布政府将补偿矿主的损失激怒了社会党人，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向矿主征收400亿马克的欠税。当柏林企图用工人工资的1%和雇主的捐款建立私人救济基金时，工会拒绝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更加有效地替工人支付紧急开支。因此企业家撤回了自己的分额。最后是政府的救济组织向罢工者发放了几十亿马克。尽管柏林十分慷慨大方，但工会仍然认定库诺是商业利益的走狗。国民阵线的崩溃很难隐瞒。（53）
1月22日，财政部向救济组织和劳动管理防卫委员会发放300亿马克，由帝国银行（Reichsbank）预支。这项拨款用于资助当地的宣传工作，为失业者提供福利，帮助领退休金者和为工人及其家庭购买食品。梅里希向库诺报告说，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过快，这一数额不够。因此德国国会于2月1 日通过一个法案，批准财政部长开出另一项价值5000亿马克的信用额度，用于在整个被占地区发放补贴。（54）
政府已经陷入了财政泥潭。它已经承诺无限期补贴1200万名鲁尔工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帝国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印刷新马克。等钱到达工人手中时，其价值已经失去了很多。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用其他方案来代替这种财政游戏。几个月之前社会党呼吁增加企业家的税收，部分是为了降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商业领袖提醒政客们：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而且也是德国恢复经济实力的基础，因此支持企业家的政党阻止了新税。至于为抵抗做出牺牲，企业家们争辩说，减产造成的损失已经够多了。
各城市都有神经过度紧张的迹象。大量民众每晚饮酒，一位美国记者指出：“‘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是一个常见的借口。‘我们被打倒了，被榨干了，我们手无寸铁，但是喝酒能让我们感觉好点。’”（甘地在地球另一边为他的不合作运动所主张的禁酒“自治”不是对德国人说的。）《民族》报导说：“咖啡馆和娱乐场所确实还是挤满了人，但是一杯啤酒或电影院里的一个座位只花大约两分钱，在那里过一晚上要比在家生火便宜。”为了帮助人们驱散严寒，矿工们把煤装在袋子和手推车里带给家人和邻居。在有些矿井口，矿工们把煤堆起来留给当地人。少数人甚至自己打临时矿井挖煤——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导致塌方。（55）
尽管存在着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但是抵抗在整个一月和进入二月时一直热情弥漫。此外，普恩加莱不敢扩大法国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与英美的关系和本国的温和派议员支持。奇怪的是他还担心不要疏远了德国人，因为他认为欧洲的稳定最终要建立在法德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但这种愿景太超前了，而且普恩加莱的公众形象是战斗英雄和法国的保卫者，这就排除了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
与此同时，库诺和艾伯特也没有妥协的动机。德国初生的民主制度正步履蹒跚地走在崩溃的边缘，他们既不能冒疏远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风险，也不能冒疏远左翼共产主义者的风险。他们认为抵抗法国可以通过把各种群体团结在共同的目标下来解决矛盾。最初几周里，柏林的这两个人似乎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抵抗完全是被动的，没有战略路径——抵抗存在，但是不受控制。为了坚持抵抗，政府不得不关闭该国的经济心脏，用印钞票来弥补失去的收入。这是在争取时间，希望抵抗能够比占领者的决心坚持更长时间，希望美英会干预，希望法国的代价会超过自己的代价。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逮捕”
2月4日，总理库诺对鲁尔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秘密访问；回到柏林时，他相信人民的抵抗意志还像三周之前法国刚刚进入埃森时一样坚定。他后来写道：“我访问了被占领地区的各处，与企业家和各阶层的平民和工人自由交谈，各处的人们都使我确信，他们继续用消极抵抗来反对法国入侵的决心不可动摇。”他将其归因于公民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人权”和“不在敌人的刺刀下屈服”的愿望。（56）
总理的访问使普恩加莱发生了动摇，他认识到自己的方法不管用。法国领导人认为，库诺的访问造成了“危险的兴奋情绪，尤其是在企业家、公职人员和政府代理人中间，”因此他禁止德国政府成员再次访问鲁尔。然而两周后，22，000名德国工人罢工。希望入侵迅速取得结果的法国媒体和议会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工程任务的成员惊慌失措，建议撤军。但即将面临选举的普恩加莱知道撤军就等于承认失败。（57）
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法国得到的煤和焦碳只有战前的30%。怎样才能使德国继续生产呢？埃森一位德国工程师解释说：“你可以用暴力在屋子的墙上打个洞，但是墙和整座建筑就可能会倒塌。你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小心地在房子上打个洞，而整个建筑仍然稳固。”虽然入侵者并不暴力，但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在被迫面对扰乱生产和运输的罢工者时，他们只是打击抵抗，而不是使鲁尔保持运转。除非完全控制矿井和铁路，否则占领就是徒劳的。（58）
一月底，普恩加莱决定派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和法国公共工程部长亲自视察并策划消除抵抗的方法。三天后他们回来时说，法国必须占领铁路和邮政电报服务，威胁矿主结束罢工，交出赔偿煤炭，并且用严格的海关区把该地区同德国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该报告或许使总理变得强硬起来。当德国人显然想要逃避5亿金马克的赔款时，他发布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不允许“一列火车、一辆汽车一吨甚至是一磅”煤或焦碳前往德国的未占领地区。他派遣了更多士兵来控制该地区的边界，阻止通过运河和铁路走私煤炭。（59）
抵抗行动一开始，法国就开始把德国公民和企业职员驱逐出该地区。现在他们开始大规模驱逐几乎所有拒绝服从法国命令的人，包括不合作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二月的头几周里，每天有40人被驱逐出鲁尔——整个斗争期间有超过140，000人被驱逐。许多市政府和工业组织中没有留下任何有经验的人。抵抗骨干遭受重创，只留下了工人和市民来自己照料自己。作为回应，罢工和抗议的步子加快了，但是由于组织者减少，他们没有进行有策略的攻击和控制。罢工变得暴力起来，现在罢工有时还针对工作条件而不仅是占领军。（60）
法国人在矿井中也开始取得进展。失业的法国矿工被运来代替罢工的德国人干活，波兰和捷克工人在多年来一直受到德国雇主的歧视之后，也很高兴加入这一工作。但是德国铁路工人的抵抗仍然有效。例如在埃伯菲尔德机车厂（Elberfeld Locomotive Works），法国人征用了十一列空闲了几个星期的机车。有一队士兵的保卫的法国工程师刚一开始试图操作发动机，德国工人就开始移开铁轨。作为回应，法国人逮捕了该厂的三名主管，发动机每耽搁一天就罚款100万马克。
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埃森地区的170 个火车站中有66个关闭，44个被法国人接管。占领之前每天有112列火车从埃森发车。今天火车实际上是停顿的。在一条由法国人接管的铁路上，只有6列火车仍在运行，而以前有50列。”因此魏刚将军和部长同事们建议：“在被占领地区建立铁路网络委员会（Commission de reseau de chemins de fer des pays occupes）。”根据其称呼，该委员会负责接管尽可能多的重要铁路线，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自由使用任何部队来结束罢工。（61）
由于无法输入足够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来开机车，委员会试图争取急需工作的德国人来为他们工作。海报到处张贴，工人会得到热饭和用法郎支付的有保证的工资。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毫不动摇，但不一定是出于忠诚，也可能是出于恐惧。当地抵抗组织针锋相对地贴出自己的通知，警告说，任何为法国人工作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叛徒，会被驱逐，甚至有更坏的下场。库诺重申他早先的命令：所有铁路职员无论受到何种威胁，都有法律义务拒绝法国和比利时的命令。
但是随着二月慢慢过去，输入的外国工人的溪流汇成了洪水。由于培训他们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没有足够多熟练的法国工程师来做这件事，德古特将军（现在他负责法国的工程任务）于3月20日要求所有德国铁路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就要面临驱逐的处罚。工人们不这样做时，法国人就开始大规模驱逐和监禁他们及他们的家人。两到三名工人利用工资表上的姓名和地址，到一名工人家中，护送他前往当地监狱。到6月2日，已经有17，837名铁路工人被驱逐或监禁，留下的德国铁路工人队伍非常薄弱，而且精神低落。（62）
多数工人宁愿被驱逐而不是被逮捕，因为法国人管理的监狱十分肮脏，这不是秘密。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监狱的德国红十字会报告说：“卫生条件非常差。由于过度拥挤……每个人要隔几个星期才能淋一次浴……犯人只能在牢房里用盖不牢的桶来处理排泄物……”铁路工人不是唯一会被关押的人。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逮捕。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赶出家门，除了牙刷之外什么都不能带。”在哈廷根（Hattingen），最频繁的抵抗促使法国人甚至逮捕拥有信鸽、不向士兵致意、发传单、撕毁法国海报和无许可证卖面包的人。（6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煤和焦碳被运往西方，矿井最终屈服于协约国的目的。到了四月中旬，由法国强加的煤炭禁运和海关区事实上把鲁尔同德国其他地方分割开来。德国人建立了通过边境附近的山丘和森林的秘密通道，并且往外走私煤和苯，同时偷运进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现在抵抗确实还在继续进行。（64）
但是抵抗也慢了下来。三、四、五月中通过了许多法令，规定只有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使用汽车和卡车，以此来严格限制平民的移动。6 月10日之后，只有持有法国颁发的驾驶执照的人才能驾驶汽车，只有法国当局在驾照上签字批准之后，驾驶者才能在自己家乡以外的地区旅行。所有这些都旨在迫使德国人使用由委员会管理的火车，因为其他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和街车都被用于在市内运输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65）
缓慢但确定无疑的是，占领军收紧包围圈正在侵蚀德国人的士气。许多工人厌倦了生活在无休止的危机中，他们做了不能想象的事，并且返回了工作岗位。5月6日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美因茨地区有超过1，000名铁路工人复工。《纽约时报》报导说：“法国当局要求人们在昨天下午5点以前去上班，否则就要遭到起诉或者驱逐。他们保证如果复工，所有正式享有的权利、退休金和特权都会恢复……罢工工人的大型会议最终决定，一切利益都在于复工。”（66）
5月20日，占领终于有了报偿。当天，法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占领花费了1.45亿法郎，出售煤和焦碳的收入总计为1.02亿法郎，但收入增长快于支出。普恩加莱在隧道尽头看到了亮光。（67）
“狂热的战斗前线”
法国总理看到亮光的地方，鲁尔工人只看到了红灯。他们把占领称作“刺刀”，许多人准备回击。埃森的克虏伯(Krupp)工厂的工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震撼了全国。
克虏伯工厂的工人没有罢工，而是准备一看见法国士兵就离开。工厂的各个车间里都挂了警报绳，军队一进工厂就会拉响。3月31日复活节前一天早上，法国中尉迪里约（Durieux）和十一名士兵来进行预定的视察，还要清查工厂车库中的汽车和卡车。他们等待开门时，警报开始呼啸。迪里约很吃惊，问负责人这是什么意思。负责人回答说：“放下工具。”士兵们向外看，他们看到成百上千名工人对他们怒目而视，工人们慢慢靠近，把他们挤到车库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屋顶上打开了蒸汽阀门，屋里充满了厚厚的雾气。迪里约命令士兵们多次开枪示警，但工人们挤得更近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迪里约干脆命令他的部队向人开枪。最后十三名工人死亡，另有五十二人受伤。（68）
虽然有些德国人认为法国士兵开枪是为了自卫，但这一“鲁尔血腥复活节”激怒了多数德国人。死者的葬礼是一个庄重的爱国事件，是那种为阵亡要人保留的葬礼。送葬队伍穿过埃森的街道，随后是公民领袖的热诚演讲，演讲呼吁鲁尔人不仅要用加快抵抗的步伐来为这一怯懦的行为报仇，还要克制暴力复仇的冲动。（69）
演讲所传递的信息与一月份的基本相同，但事件的背景有了显著变化。由于法国人的压迫越来越重，许多人不能抵抗回击的冲动。正是由于害怕这一点，埃森的法军指挥官召来了坦克和机枪排。但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决定为克虏伯屠杀复仇，当天下午，一名比利时士兵、一名法国警察和两名法国工程师遭到袭击和殴打。随后，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士兵遭到手榴弹袭击，一名哨兵在埃森主要的火车站被潜伏在通风管道中的德国枪手谋杀。（70）
克虏伯危机助长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暴力，此外，由于没有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如何不用暴力来应对压迫的观点，克虏伯危机也破坏了民众对消极抵抗的信心。3月1日，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私人朋友冯·弗朗索瓦（von Francois）将军就已经在试图煽动游击战。他问道：“一个有着60，000，000 人口的国家会在自己的鲁尔兄弟被黑色和白色的法国人掐住喉咙的时候仍然无动于衷吗？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组织良好的游击战很快就会摧毁敌人。”弗朗索瓦将军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法国派往鲁尔的部队中包括非洲人部队的德国人，德国人还建立了联盟来保护德国妇女免遭想象中威胁——黑人士兵的强奸。（71）
整个鲁尔的青年男子、学生、失业秘密警察和退伍军人在前官员的帮助下组成了许多自由军团(Free Corps)。与此同时，陆军最高司令部（Reichswehr High Command）决定秘密扩军。这些被称为黑军（Black Reichswehr）的新组织由士兵组成，他们被派到鲁尔来炸毁火车车厢和暗杀法国和比利时士兵。未来的德国总理，当时正为军队工作的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带着装满钱的箱子来到鲁尔，把钱发给破坏者。（72）
为了与这种“积极抵抗”作斗争，如果找不到罪犯，法国人就对发生暴力事件的城市罚款。凯特维希（Kettwig）市由于两名法国士兵遭枪击而被罚款100万马克。该市官员拒绝付款后，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收集每位居民应摊的分额。3月11日，一名法国巡警在布瓦市附近的乡村公路上发现了两名法国士兵的尸体，尸体背后中弹。作为报复，一场混战之后，法国士兵杀死了该市八名德国人。（73）
暴力不仅针对占领军，也针对由法国控制的铁路和运河。二月中旬，德国破坏小队用弄沉运煤船来阻塞莱茵-黑尔讷运河(Rhine-Herne Canal)的要害，多数通往法国的驳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运河上的法国士兵接到命令，一看到人就开枪，但是德国人抢先一步，炸毁了一条主要支流，只留下其余支流来供河床上停留的驳船行驶。在杜伊斯堡，进入该市的主要铁路桥被炸毁，九名比利时士兵被杀。报复采用了罚款和宵禁的形式，法国人还要求德国人乘坐火车中部的车厢——这样他们最容易受到攻击。（74）
破坏的幕后人物之一是艾尔伯特·斯拉格特（Albert Schlageter），他是一位前普鲁士官员，他于五月被俘，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决。法国人认为他是暗杀他们的士兵的民族主义帮伙的首领。接下来几周里，右翼媒体把斯拉格特神化为德国的内森?黑尔（Nathan Hale），希望用他被处决来扇起暴力抵抗的大火。一张报纸叫道：“如果斯拉格特被谋杀只是激起了消极顺服、忍耐和痛苦的情感，那就让我们为日尔曼民族悲叹吧，这决不是日尔曼民族的品质。”阿道夫·希特勒在追思礼拜上对25，000人说：“斯拉格特的死一定会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和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我们需要的不是脆弱的统一战线，而是狂热的战斗前线。”（75）
“认输”
总理库诺不准备放弃非暴力抵抗。他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 坚决主张：“消极的防御战一旦开始，就必须坚持到底。”但人们对他的请求充耳不闻。现在破坏才是受到青睐的抵抗方法，就连工人领袖 ——他们知道积极抵抗给工人招致严厉的报复——现在也呼吁库诺不要再忽视积极抵抗。但是采取行动停止非暴力抵抗是要付出代价的。法国人实施了严格的宵禁，整个鲁尔的德国人受到的羞辱甚至更多——公民们被法国士兵推倒，被从自行车上踢下来，甚至被抢劫。（76）
使鲁尔的民风加速沦落为社会动乱的，是马克的崩溃。4月18日，马克对美元比价从23，000：1跌至33，000：1，虽然帝国银行试图在外汇交易市场上用其黄金储备买进马克，以此来稳定货币。但中央银行无力阻止汇率暴跌，这对库诺的政府是一个打击。社会党人认识到重新赔款不可避免，因此希望政府节约黄金和外汇储备，而不是将其浪费在支持马克这一毫无希望的尝试上。民族主义者认为，为了继续给抵抗提供津贴，马克必须与美元挂钩。他们在国会的发言人宣布说：“在这场战斗中，帝国银行的黄金就是我们的火药，我们必须开枪。”金融暴力是实际暴力的仆从。（77）
对付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战后的日常工作，但现在这成了一项严峻的考验。西奥·高迪希回忆道：“突然，人们存了多年的钱，所有的储蓄帐户都一文不值了。”发工资时工人的妻子会来到工厂门口，好快点得到钱并且在次日贬值之前把它们花出去。一位英国记者写道：“农民们说什么也不给自己找麻烦把产品带到市场上来卖，他们在市场上只能把产品卖了换来不等他们回到家就会贬值的马克。”（78）
三月，整个鲁尔地区都实行了配给制。由于担心世界舆论会让自己为德国人的饥荒负责，法国在安特卫普（Antwerp）和鹿特丹储存了两周的粮食供应，以防柏林政府停止把粮食运进鲁尔。他们还开放了施粥场，用免费午餐来做宣传。德国人并没有成群结队地到来，因为害怕报复，也因为企业家们开放了自己的施粥场。（79）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绝望的德国人接受企业家的施舍，但企业家在帮助政府抑制通货膨胀上无所作为。事实上企业家甚至从通货膨胀中获益，他们用帝国银行的贷款建新工厂，而贷款很快就贬值了。胡戈·斯廷内斯开始在波鸿和埃森之间兴建一座新的大型工厂，而蒂森工厂则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新的焦炉。（80）
由于失业增加、社会混乱和工人重新产生的对老板的不满，许多曾经处于抵抗前线的人现在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罢工和抗议于4月18日在米尔海姆（Mulheim）到达顶峰。马克对美元崩溃后的第二天，2，000名失业的德国人封锁了市政厅，把300名官员扣做人质。市中心交通被切断，所有的商店和办公室都被关闭。同一天在埃森，1，800人游行到市政厅，要求立即兑现他们抵抗法国时失去工作的补偿金。这两次行动都是两天前在波鸿策划的，会议上有两位苏联特使发言。（81）
5月22日，马克对美元暴跌至57，000：1。共产党人的煽动迅速传播，5月24日，盖尔森基兴的共产党工人与市民防卫力量之间爆发暴乱。八人被杀，七十至八十人受伤。共产党人接管了警察总部并且在里面放火。接下来鲁尔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暴乱。在埃森和多特蒙德，商店和仓库遭到抢劫，并被烧毁。（82）
到了五月底，大约800，000名矿工罢工，虽然参加政府发起的消极抵抗者与为工作而斗争者之间的界线很模糊。许多城市的消极抵抗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一直在通过宣传、罢工和反罢工互相争斗，但在另一些城市，这两个派系彼此合作。每个城市都是为自己斗争，每个工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理念而斗争。（83）
为抵抗法国注入如此之多的能量的工会也开始看到自己的投入在德国的动荡中化为乌有——在说服法国人占领比就赔款问题达成新的协议成本更高上毫无进展。矿工协会（Mine workers' Association）早在3月20日就呼吁政府：“结束鲁尔战役的一切可能都用尽了，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赔款危机。” 但是民族主义者毫不动摇，而库诺的真实观点更接近他们。（后来，辞职之后，他在汉堡自己工作的大楼上升起了恺撒的旗帜，而且他在 1933年去世前一直强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84）
热情反抗到最后时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策略，它也不保证能够减轻国家所承受的经济负担或给鲁尔造成的人力负担。如果库诺和艾伯特在抵抗已经到达高水位线时——法国人得到煤之前，德国人的团结仍然威力强大，而鲁尔抗争的代价还不太大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给普恩加莱一个能够保住脸面的方案来代替镇压，他们或许就能与法国达成一个合算的协议。
游戏结束时他们才真正承认，抵抗被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所绑架。对右翼来说，斗争已经被那些想要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和“无耻的” 凡尔塞命令的人变成了一场战争。对左翼来说，被通货膨胀榨干的工人正在变得绝望，有些人完全转向共产主义。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库诺及其内阁面临着通货膨胀恶化、暴力升级、工会和抵抗委员会士气骤降以及国会的不信任投票的最后威胁。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和解。
总理及其内阁成员起草了一个外交照会，列出了新要求，并且在5月2日发送给法国和比利时政府。这是一个希望砍断赔款这一戈耳迪之结和削弱占领意志的最后提议，该方案提出赔款总额为300亿马克，用现金支付，视情况延缓四年并用巨额外国贷款来支付。但是库诺的卤莽语言损害了他的目的，他说消极抵抗会继续到法国人撤离被占领地区为止：“占领……引起了民众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愿意……缓解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停止对经济价值的任意破坏……但是不会放弃其法律立场，也不会停止消极抵抗。”（85）
库诺声称人民已经动员起来进行抵抗，但政府可以叫停这一行动。普恩加莱没有这么容易上当。他答复说：“想要抵抗和组织抵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德国政府。德国政府暗中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今天它宣布只要达成协议抵抗就会停止。如果抵抗是自发的，德国政府怎么能够停止或延长抵抗呢？……只要抵抗继续，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就不会考虑德国的任何提议。”只有德国认输，法国才肯和解。（86）
英美也表示对库诺的新提议毫无兴趣，库诺的外交部长要求他辞职。库诺拒绝辞职，而是起草了第二份照会，试图劝说英国不要再支持法国。照会使用了同样的词语，但这次没有提到消极抵抗。法国再次拒绝。
到了六月底，德国政府中所有的人都清楚抵抗无法继续，因为抵抗使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共产主义者不仅在鲁尔，而且在整个德国煽动罢工，给混乱局面火上加油。汉堡、不来梅（Bremen）和埃姆登（Emden）的商船船员开始罢工，萨克森(Saxony)、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金属工人也开始罢工。从东边的柏林开始，德国共有100，000 名金属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由饥饿和绝望所导致的群众运动等危险的事情正在增加。支持库诺的政党感到受到威胁，他们转而反对他。（87）
8月8日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库诺发言时，共产党人的侮辱雨点般地落到他身上。混乱中可以听到“斯廷内斯共和国执行官、欺诈者、骗子、肮脏的恶棍、罪犯、说谎者和叛徒”等词语。但是库诺没有新方案。他坚持说：“德国人必须继续消极抵抗。”不耐烦的社会党要求对库诺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8月11日库诺出局。（88）
库诺的继任者是民族主义政党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博士。一开始，他希望继续进行抵抗，同时用一系列严酷措施——强迫企业家捐款100，000美元，迫使德国企业增加出口，以及限制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使德国的财政机构恢复秩序。但当经济没有起色时，社会党人告诉施特雷泽曼，他或者停止抵抗，或者本人也要面临不信任投票。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在抵抗中投入了如此之多的象征意义，放弃抵抗就是背叛。但普恩加莱坚持说：不结束抵抗就不谈判。
施特雷泽曼别无选择，他在总统艾伯特的支持下宣布，鲁尔于9月26日正式结束抵抗。他在日记中特别提到：“放弃消极抵抗可能比反对这种做法的说辞更加爱国。我知道我这么做……会危及我在本党内的政治地位——甚至是我的生命。但是我们德国人所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承担责任的勇气。”（89）
到了1923年十月，鲁尔人民已经心力交瘁。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两件事：让法国人滚出他们的学校、旅店和工作场所，以及不让他们得到煤和焦碳。别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为敌人工作，占领就会失败，军队就会回家去。但柏林政府还有另外的目标：重开赔款问题谈判及结束德国屈服于法国在战后的敲诈勒索的历史。抵抗者从未理解这些目标的重要性，因为政府从未完整地向他们解释过。
与二十世纪多数涉及民众抵抗军队的斗争中的非暴力行动者不同，德国人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自己的政府——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总理库诺及其内阁在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对占领者的运动上无所作为。相反，抵抗组织主要是由鲁尔人民自己成立的。由于没有整个战区范围的寻找占领的弱点的计划，甚至没有为抵抗者提供物资和使他们行动方便的计划，抵抗仍然是地方的、静态的和被动的。
与二十世纪其他斗争中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不同，法国的目标一直是有限的：从鲁尔榨取价值然后离开，而不是无限期的统治。这缩小了德国人与占领者的互动范围，这就意味着，选择从一开始就全力抵抗法国，只会鼓励侵略者在没有当地人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开采工作，减少德国人对冲突进行控制的机会。如果德国人控制好停止与法国人合作的节奏，占领者就会更加依赖德国人的帮助，德国经济受到的压力也会较小。
德国人的实地抵抗在最初的几周里十分有效，这主要是由于整个地区的工人的英勇和牺牲。几个月里，他们抵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抵抗者的地方积极性和集体狂热使政府认为抵抗最终会赢得有形的胜利，从而错过了可能与法国达成和解的时机。当占领的成本超过榨取到的利益时，占领者就有动机止损。这一时刻到来时，德国人没有看到。相反，法国人进行了更加严厉的镇压，而且由于没有抵抗压迫的战略和在暴力复仇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抵抗失去了一致性。
正当抵抗热情衰减之时，抵抗也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因而无法持续。支持抵抗的重担从来没有由那些最积极鼓吹抵抗的人公平承担——企业家和民族主义者都让柏林来买单。但是仅仅通过印刷马克来补贴罢工工人，其代价是使该国的经济崩溃。四月份马克崩溃时，动乱的大门猛然打开了：工人们得到的废纸对那些鼓吹用极端的手段来抗击法国的人来说是“廉价的马克”，而这进一步破坏了抵抗。非暴力的纪律 ——二十世纪所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遗产——与金融稳定性一起崩溃了。
那段时间，全世界把德国人英勇抵抗法国侵略者的行为与甘地对抗英国的不合作运动的精神相提并论。德国人很乐意获得人们赋予手无寸铁的抵抗的道德优势，但是与甘地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开发非暴力行动一览表，开发一览表能够缩小对手的策略范围，增加暴力镇压的成本。相反，德国人自己的暴力倡导者 ——从布尔什维克煽动者到右翼沙文主义者——使鲁尔陷入动乱，从事反对法国的战斗的工人和市民被抛弃了。不到十六年之后，由同样痛恨消极抵抗理念的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另一个德国政府将会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占领法国。
至于造成了这场冲突的问题——赔款——其结果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大约几周之内英美就开始驰援了。他们认识到德国的经济正在崩溃，因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谈判框架，使赔款成为国际问题。一个由美国人查尔斯·道斯（Charles Dawes）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五年解决方案，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并且减少德国的债务——这正是库诺曾经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案。 1924年四月，德国脱离了困境。
雷蒙·普恩加莱一直坚持占领鲁尔是一个成功，因为它迫使德国人放弃消极抵抗。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法国想要《凡尔塞和约》承诺的所有东西以及对西欧的霸权。相反，J.P.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mpany）告诉法国，如果法国留在鲁尔，就不能向美国投资者出售公债来为德国的债务再融资。法国人回家了，没有得到他们所需的煤，只能用自己的资源来重建遭到破坏的北方省份。法国永远不再拥有对欧洲的决定权。（90）
鲁尔抗争失败了。鲁尔抗争成功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