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萨尔瓦多，1944：推翻军事独裁
出诊
1944年，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市，一位名叫阿尔图罗?罗梅罗(Arturo Romero)的三十三岁医生开始到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Agustin Alfaro Moran）家中进行出诊。罗梅罗医生所医治的病人多是穷人，他常常不向他们收费。但是阿尔法罗属于该国的精英家族之一，是一位富有的咖啡出口商。不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之间并不是医患关系。过去一年中，有理想的医生和有影响的咖啡大亨参加了推翻萨尔瓦多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将军的密谋。他们见面时，罗梅罗给阿尔法罗注射维生素，以免引起其家庭成员的怀疑，但他们见面的真实目的是策划起义。（1）
他们憎恶马丁内斯将军的原因各有不同。阿尔法罗曾经在马丁内斯政权中担任官员，但在将军开始耍尽花招以便在1940年第二任期结束之后继续留任时，他愤而离职。阿尔法罗对总统的不满与日俱增，也反映了咖啡大亨们的共同看法。相比之下，罗梅罗则认为自己是该国穷人的代言人，将军镇压工农组织时，他们深受其害。（2）
这两位反对独裁的叛逆者并不孤单。许多正派公民已经由于真实或被认为的颠覆行为而在狱中饱受折磨。一场新的民众运动在六个月之内就会发生，这场运动会把将军逐出国外，还会给萨尔瓦多提供实现民主的另一次机会——“出诊”开始时，阿尔法罗和罗梅罗都没有预见到这个结局。
咖啡共和国
数十年来，萨尔瓦多一直由少数富裕家族所统治。西班牙征服者和欧洲移民的后裔控制了该国最赚钱的行业：咖啡的种植、加工和出口——同时他们也掌控了政府。从1898至1931年，萨尔瓦多总统的职位一直在各个咖啡生产商手中传递。咖啡大亨们认为自由是进步的前提，他们厌恶所有他们认为会阻碍自由的制度或惯例—— 例如工会、公共财产权或宗教特权。（3）
热爱自由并没有阻止这些咖啡贵族在咖啡出口所需的道路、铁路和港口上花费大笔公共开支，并且从中获益，也没有阻止他们支持镇压工人组织和社会不满的行动。虽然宪法承诺了人权和民主，但政府随意统治，消灭异议，并且通过政变或选举舞弊来使权力在各大家族中传递。掌权者认为乡村贫民——尤其是印第安人和混血农民——文化落后，种族低贱——还没有条件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4）
不过咖啡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功却带动了各种力量，从而削弱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经济发展创造了由店主、公务员、教师和专业人士构成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许是中美洲最精良之旅的萨尔瓦多军队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发展起了主要由中产阶级青年构成的军官团体。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把印第安人和穷人赶出了他们祖先的土地，迫使他们以咖啡种植园的工资为生。许多人干脆离开农村，到规模虽小但日益兴旺的工业部门中寻找工作，该国的工业部门包括几家纺织厂、一家酿酒厂、铁路、一座电站以及一家电车公司。（5）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政治上的影响。过去几十年来，少数异议人士团结在载入该国1886年宪法中的神圣原则周围，他们的目标包括自由选举。人数与日俱增的知识阶层成为这些思想的新兴支持者。萨尔瓦多大学（University of El Salvador）学生的首次抗议出现在1890年，后面二十年里还有另外四次学生罢课活动。代表鞋匠、石匠、木匠、印刷工和理发师的互助社猛增。1922年，集市妇女抗议货币升值的活动迫使一位财政部长下台，该国第一个工会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6）
当时萨尔瓦多正在进入政治共同体时代。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和政府长期财政赤字——引发了对旧秩序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一些学生产生了吸引力，在工人当中影响更大。影响力最大的则是萨尔瓦多作家阿尔贝托?马斯费雷尔（Alberto Masferrer）的思想。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报纸编辑，他坚决主张应该保证所有人都能得到稳定的工作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他称之为“基本最低需求”。马斯费雷尔甚至倡议瓜分寡头政权的巨额财产。（7）
城市化、学生抗议、工人组织、马克思主义和马斯费雷尔：20世纪20年代接近尾声之际，萨尔瓦多精英对国民生活的控制能力充满危机。接下来两年里，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跌宕起伏，迫使他们不得不采用孤注一掷的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地位。用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的话来说：“萨尔瓦多的有产阶级草木皆兵，出现一位专制暴虐的‘大救星’的时机已经成熟。”（8）
“杀死蚂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
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不是咖啡大亨。1881年，他出生在一个以印第安血统为主的地位低下的家庭中，他接受正规教育主要是在危地马拉军事学院中。他头脑冷静，为人诚实，还有很强的求知欲，不过他的兴趣很不寻常：他研究东方宗教，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和神智学者。据报，马丁内斯（他一直使用母姓）担任青年军官期间曾经写下一则座右铭：“杀死蚂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因为人死可以转生，而蚂蚁则一了百了。”后来的事件显示，他或许对这则座右铭过于认真了。（9）
马丁内斯守纪能干的名声使他在军中扶摇直上。他成为瑟丘洛?米利塔尔（Circulo Militar）军官俱乐部的首任主席，而且看似注定要作为职业军人度过此生。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萨尔瓦多总统一直是钦定继任者，但在1930年，总统皮奥?罗梅罗?博斯克（Pío Romero Bosque）不满意所有可能的继任者都对他不够恭敬，因此决定开放竞选。思想自由的马丁内斯和五名富有的地主一同展开角逐。（10）
1931年一月大选之前的几个月极为动荡不安。20 世纪20年代咖啡出口利润猛增，但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使他们的土地更多地流失到大企业主手中。记者威廉?克雷姆（William Krehm）写道：“山坡迟早会变成开满雪白的咖啡花簇的仙境，而这个国家则会变成沸腾着社会动荡的水壶。”然而全球经济衰退开始了，咖啡价格暴跌。地主们任由咖啡豆烂在地里，让咖啡采摘工人无工可做也无钱可领。1930年四月，一家工会带领80，000 名抗议者走上圣萨尔瓦多街头，要求合同保障和最低工资。（11）
总统候选人之一阿尔图罗?阿劳霍（Arturo Araujo）自称为下层阶级的代言人。阿劳霍自己虽然也是大种植园主，但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成为精英阶层中的异数。他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市面工资的两倍，他还试图成立萨尔瓦多版的英国工党。阿劳霍由于倡导温和改革和暗示自己支持重新分配土地而得到了马斯费雷尔的支持，然后他邀请马丁内斯将军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加入他的竞选班底，以争取军方的支持。马丁内斯接受了邀请，而且他们意外地赢得了胜利。（12）
萨尔瓦多首位民选领导人在国家即将陷入动荡之际走马上任。穷人希望阿劳霍能够带来巨大变革，而富人则因此对他心怀恐惧。但是他提议的有限土地改革满足不了人们的期望，马斯费雷尔变成了他的批评者，很快农民也被共产党人拉到他们一方。咖啡种植园主则与政府保持距离，使政府得不到集中在这些家族中的专业技术。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始枯竭，给包括军官在内的政府雇员发薪成了一个难题。1931年十二月，军方的不满到达了极点，一群青年军官罢黜了新总统。阿劳霍出国，副总统马丁内斯继任。（13）
马丁内斯的继任或许能令军方满意，但民众的不满仍在持续沸腾，左翼反对派也在不断煽动。几周之内共产党人就认为该国已经有条件发动一场农民起义，并且正在策划起义。不过官方听到了风声，并且逮捕了多数领导者。一月份战斗真正爆发的时候，政府军只用短短几天时间就击败了主要由该国西部印第安人支持的起义者。起义者只杀了不到100人，而军方却不分青红皂白对农村地区进行恐怖报复——一共杀害8，000至30，000人。（14）
后来，关于起义和屠杀——被称做“大屠杀”——的记录被从图书馆中清除了出去，代之以马丁内斯是把萨尔瓦多人民从邪恶的共产党人和野蛮的印第安人手中解救出来的大救星的神话。咖啡大亨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和恩里克?阿尔瓦雷斯（Enrique Alvarez）试图为这一结果辩护，他们写道：“每个社会中都有两个主要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们解释说，咖啡种植园主照顾在其土地上工作的“落后”男女的最佳利益，因此起义不是由真正的不满所导致的，而是被共产党人煽动的，共产党人“在农民单纯的头脑中注入了危险的疯狂思想。”（15）
马丁内斯这个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的门外汉，由于消灭了共产主义和原住民起义的双重威胁而赢得了精英阶层的尊敬。1932年2月5日，国民议会(National Legislative Assembly)支持马丁内斯将军继任总统至阿劳霍任期结束。阿尔法罗和一些十分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加入了政府。随后马丁内斯将军继续扩大他个人对国家的权力：他把决策权收归中央，取得了任命市长的权力，还成立了唯一合法政党全民爱国党（Partido Nacional Pro-patria）。
暴动时发布的戒严令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新法律授权国家可以起诉那些提倡——包括私下提倡——“反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学说”的人。媒体受到管制，大学被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雇佣线人监听私人谈话，总统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共产党和农民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异议人士在官方司法体系之外受到惩罚甚至失踪的消息也时有所闻。（16）
工人运动是政府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裁缝师暨萨尔瓦多工人社（Salvadoran Workers' Society）前社长何塞?杰肃斯?杜阿尔特（Jose Jesus Duarte）就是一名受害者。杜阿尔特是阿劳霍的支持者和马斯费雷尔理念的拥护者，马丁内斯将军掌权后他被捕入狱。他九度和其他等待处决的犯人一起被带到贫民坟场，但每次都因为未知的原因幸免一死。其妻努力请求富有的客户代他求情，但毫无结果。入狱几周之后杜阿尔特忽然获释。但是警察一直站在他的裁缝店门口，把客人都吓跑了，他不得不宣布破产，把店卖掉。（17）
尽管如此，马丁内斯在前两个任期中还是得到了公众的一定支持。他按时给公务员发工资，遵守财政纪律，还以清廉著称。他为穷人谋福利，不让他们丧失抵押土地的赎回权，还试行社会福利计划。这些创举十分温和，不会得罪咖啡种植园主，他们仍对总统镇压1932年的起义心怀感激。不过政府也为他们谋福利，建立了抵押银行（Banco Hipotecario）来为农业项目提供保险，还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事干预市场，以稳定咖啡的价格。一位支持者记述这位伟人的事迹时写道：“纪律严明而又高效的制度取代了混乱。”（18）
树敌
1938年夏天，马丁内斯已经开始为 1940年他的第二任期的结束未雨绸缪，根据宪法那时他必须下台——但他决定不这样做。他计划修宪，但他的两名顾问——著名律师埃莫赫内斯?瓦拉多（Hermogenes Alvarado）和财政部副部长罗密欧?福廷?马加纳（Romeo Fortin Magana）试图说服他这是个错误。瓦拉多警告马丁内斯：反对派会把修宪说成是违背“人民意志”地赤裸裸地夺取个人权力。（19）
虽然萨尔瓦多领导人很少严格遵守宪法中所有条款，但任期限制的原则却严格执行了半个多世纪。因此许多从前的支持者开始与总统决裂。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梅嫩德斯（Jose Asencio Menendez）上校反对总统第三次连任的态度暴光之后，马丁内斯解除了他的职务。随后许多官员辞职：时任审计长的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财政部审计员阿方索?罗恰克（Alfonso Rochac），以及公共教育部副部长、财政部法务专员总长、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还有埃莫赫内斯?瓦拉多。马丁内斯无意之中造就了新反对派的核心。（20）
1939年一月，橡皮图章似的国民议会批准了新宪法，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选举总统的权力归国民议会，还颁布法令将禁止连任的条款冻结一次。这使马丁内斯有权在1939年3月1日至1945年1月1日期间担任总统，议会也立即批准他连任。（21）
失去了有独立思想的内阁部长的建议并且篡改了宪法之后，马丁内斯便被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谄媚者包围了。雄心勃勃的下级官员发现自己的晋升之路被总统的亲朋好友堵住了，他们垄断了所有的高级职务。军队中的特权和晋升机会似乎也都集中在一小撮马丁内斯信任的老军官那里，薪水微薄的低级军官在行伍中日益消沉。（22）
总统深知军官团体不稳定的危险性——他毕竟是军事政变的受益者，而且也不打算成为受害者。但这只是加强了他把忠于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职位上的决心，他的耳目也收集整理军官们的材料，详细列举他们在金钱上的不当行为，便于总统掌控他们。1934至1939 年之间，政府刺探到至少五次来自军队内部的政变企图；最后一次以被免职的梅嫩德斯上校为首，支持者多达二十八名军官。（23）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不满群体。学生和大学教职员都对教师任命和专业许可受到独裁者的控制感到气愤。（学生于1938年举行罢课，抗议政府侵犯大学自主权。）报纸编辑长期以来一直对言论限制感到不快。再加上咖啡大亨中对马丁内斯不再抱幻想的自由派人士和心怀不满的低级军官，潜在的难以对付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形成。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对派也在迅速联合。（24）
“生活充满了理想”
20世纪30年代，马丁内斯和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开始与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等高压政权眉来眼去。萨尔瓦多统治者与欧洲右翼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二者都厌恶开放社会的多元和难以驾御的特性，二者也都认为只有使用铁碗手段才能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开始为马丁内斯培训军官，意大利还用战机向萨尔瓦多交换咖啡。萨尔瓦多军事学院和抵押银行也引进德国人来担任高级职务。萨尔瓦多还是首先承认西班牙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isco Franco）的政权和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国家之一。（25）
不是所有萨尔瓦多人都对政府与法西斯眉来眼去感到高兴。1940年六月意大利参战之后，圣萨尔瓦多有数百人身穿黑衫游行庆祝，但是街头民众纷纷高声辱骂。当年晚些时候德国占领巴黎时，萨尔瓦多大学生举行了示威。马丁内斯认为这些抗议活动也是针对他自己的统治的，因此规定声援盟军是犯罪行为。（26）
不过与轴心国调情得不偿失。战争阻断了萨尔瓦多与欧洲国家的咖啡贸易，加剧了失业，中断了军需补给。马丁内斯总统被迫向同盟国倾斜。他发表声明谴责欧洲的极权主义，还解雇了政府中的许多纳粹同情者。1941年十二月美国参战之后，萨尔瓦多和其他中美洲国家一起向法西斯宣战。（27）
萨尔瓦多政权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确实得到了回报。来自北方的源源不断的美元抵消了该国在欧洲咖啡贸易上的损失。美国贷款为道路建设和改善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资金；10，000多名萨尔瓦多人前往巴拿马运河区工作，并把部分工资寄回家。《美洲咖啡协议》（Inter-American Coffee Agreement）也提高了工资和咖啡的价格。（28）
但是如果说战争给萨尔瓦多政权带来了经济利益，那么它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困扰。报纸上充斥着战争新闻以及英国和北美的专栏作家的文章。一位美国观察家写道：圣萨尔瓦多的日报《拉丁每日新闻报》（El Diario Latino）可以“完全依靠引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话来进行一整年的反马丁内斯运动……”圣维森特（San Vicente）城的两千名民众观看了一场美国的宣传影片，然后聆听了一位报纸编辑发表的“鼓吹民主的生动演讲”。独裁者马丁内斯自己也感到有义务说些民主口号，但他的花言巧语却有些抓不住重点。“民主就是高速公路加幸福生活”等口号对萨尔瓦多人来说滑稽多于感动。（29）
浸淫在这些新的民主话语中的团体之一就是军官团体。1941 年北美军官代替德国军官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之后，民主思想就开始影响到了候补军官。现役军官也对独裁感到不满，因此也日益倾向于学习美国的榜样。1944年加入反对派的青年军官萨尔瓦多?克雷斯波?桑切斯（Salvador Crespo Sanchez）把那些日子回忆为“生活充满了理想”的时代，当时“民主与极权的思想斗争”正值高峰。（30）
为了化解改革的压力，马丁内斯把自己塑造成民粹主义者。他发表演讲痛斥财富分配不均，还说他站在穷人一边。由政府资助的“社会重建” （Reconstruccion Social）组织试图帮助鞋匠在巴拿马找工作，还举行会议让工人们讨论可能的劳动立法。政府甚至还对咖啡出口征收了新税——超额利润税，并对牲畜饲养业者协会（Cattle Growers' Association）、咖啡协会（Coffee Association）和抵押银行加强了控制。（31）
这些措施对马丁内斯并没有实质性帮助。工会活动家大都无视他的示好，工会尽管不断受到骚扰，但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咖啡种植园主越来越感到忧虑，有些人开始管马丁内斯叫“古怪的小印第安人”——“古怪”是指总统的古怪的个人癖好。例如，众所周知，他把彩色瓶子里装的水长时间放在阳光下暴晒，然后给人饮用治病。他的儿子患腹膜炎之后，马丁内斯坚持在手术前先用这些水治疗，导致他儿子死亡——据传他的妻子愤怒地砸碎了所有的彩色瓶子。（32）
笼罩在政府头上的云彩开始变得暗淡。公开目的是为战事提供支持的反轴心国组织为总统反对派的聚会提供了理想的掩护。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1941年九月成立的萨尔瓦多民主行动（Accion Democratica Salvadorena，ADS）。该组织的主席是一位退休律师，他曾经担任咖啡生产者协会（Coffee Growers’ Association）主席，创始成员包括埃莫赫内斯?瓦拉多、罗密欧?福廷?马加纳和其他马丁内斯政府中的前官员，以及一些著名的专业人士，包括年轻的医生阿尔图罗?罗梅罗。（33）
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公开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九月底政府强行通过一项法律，要求举行政治集会须向警方申请许可。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得不到所需的许可，因此只举行了两次公开集会。但其成员私下举行聚会，并且讨论如何阻止马丁内斯再次连任。反对派已经形成，而且也有了目标：让总统下台。（34）
“让我们共同战斗”
新成立的反对派决定既用公开方式也用秘密方式与政府斗争。某些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成员准备用军事行动推翻马丁内斯，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非暴力行动。活动家们在1943年春夏两季散发了一系列匿名传单，要求马丁内斯下台，呼吁公民自由，还号召公民、士兵和政府雇员停止与政权合作。他们还提醒工人1932年的大屠杀，呼吁工人抵制政府用一点可怜的施舍和半心半意的改革承诺来拉拢他们的企图。传单署名为民主革命委员会（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Committee）和反连任党工人支部（Workers' Section of the Anti-Reelection Party）等组织，直到1944年初街上都能看到这些传单。（35）
法律诉讼是另一件武器。1943年十月，包括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多数创始人在内的236名萨尔瓦多公民联名签署一份诉状，要求最高法院推翻1941年通过的限制政治团体的法令。法院拒绝受理该诉状，但公众对总统受到如此大胆的挑战感到振奋。据一位美国海军武官所述，这份诉状标志着“有影响力的公民首次公开表达……反对政府的立场”。诉状登在《拉丁每日新闻报》上时，成千上万份报纸在警察有机会将其没收之前就被从报摊上抢购一空。（36）
媒体通过拐弯抹角地攻击独裁制度来给事件推波助澜。他们用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和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等著名人物谴责暴政的名言和抨击阿根廷强硬派政权的文章来表达对总统的蔑视，却又不会触犯审查。报纸知道自己如果批评让马丁内斯得以连任的修宪案就不可能脱身，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完全忽视这一问题。1943年十月事前审查制度实施之后，编辑们找到了继续攻击政府的办法。十二月里，《拉丁每日新闻报》在末页全版刊登嘲讽政府宣传的文章，例如“首都的街道清理工作一流”和“村庄供水丰富，奔流真如瀑布”。（37）
接着在1943年底，少数萨尔瓦多人走上街头表达反对意见，他们再次用战争作为掩护。12月11日，大约400名学生和专业人士集会，对同盟国最近提议的建立联合国的主张表达支持。尽管有警察和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sman）在场，抗议者仍然高喊反对马丁内斯的口号：“独裁者去死”和“打倒连任（continuismo）”。一位大学生活动家的演讲也同样直截了当：“让我们共同战斗，这样政府才会反映人民的正当意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正在拉开序幕的民主世纪中。”（38）
在此期间，马丁内斯的反对派也开始呼吁他的北美盟友进行斡旋。时任抵押银行官员的阿方索?罗恰克致信华盛顿驻萨尔瓦多大使沃尔特?瑟斯顿（Walter Thurston），要求美国向马丁内斯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尊重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并且遵守《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4年三月，抵押银行总裁埃克托尔?赫雷拉（Hector Herrera）向以美国国务院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人身份访问该国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提出一项建议。赫雷拉建议美国、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应该劝说马丁内斯，敦促他接受一部新的民主宪法。（39）
马丁内斯也强力反击日益壮大的反对派。政府对媒体的钳制更加严厉，也加强了对有反政府嫌疑者的监控，政府还严密监视致最高法院的诉状的签署者。12月20日，街上出现了手持机关枪的人，有四十多人被捕，其中包括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的领袖和《拉丁每日新闻报》的编辑，一些人被控阴谋暗杀总统。逮捕对象之一里卡多?阿维苏（Ricardo Arbizu）在自己的房子里躲藏了一个多星期才投降——据说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在此期间曾去拜访他，并且得知了军队中反对派同情者的姓名。（40）
除了恐吓反对者之外，政府还努力为新一次立宪会议争取支持，以便使马丁内斯能够继续合法连任。这位独裁者拥有的报纸声称已有超过 100，000名公民签署请愿书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政府组织的集会上，嘈杂的群众也提出同样的要求。1944年一月立宪会议召开，会议独揽了总统选举权，并且如大家所料地选举马丁内斯再次连任总统至1949年为止。立宪会议还在宪法中增加了一些文字，进一步侵蚀了公民的自由，还给了国家全面掌控经济的权力。萨尔瓦多人民还要再忍受独裁者六年，他们的权利也一再被压缩。（41）
就在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及其盟友秘密计划对政府采取暴力行动时，也有人提出一项替代策略。流亡哥斯达黎加的萨尔瓦多记者华金?卡斯特罗?卡尼萨莱斯（Joaquin Castro Canizales）向反对派领袖送交一份提议，题为《迈向非暴力不服从：致萨尔瓦多人民的信》。他说有一种“推翻政府的良策”，称为“消极抵抗”或“公民不服从”。它只要求“国家行政和经济体制”中的“每位公民”都放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指出 “这一策略的发明者”甘地，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项策略要想产生效果就需要一些手段，例如争取士兵、警察和公务员的支持，还需要一些预防措施，例如储存金钱和生活必需品，以防需要长期罢工。这些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出现在反马丁内斯的传单上。不过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依然认为需要暴力。（42）
政变背后的主使者是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和阿尔图罗?罗梅罗。阿尔法罗参加政变是由于对马丁内斯玩弄宪法感到愤怒，罗梅罗反对马丁内斯的原因则有所不同。罗梅罗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巴黎留学，他吸收了当时人民阵线的精神，回到萨尔瓦多后他倡导最低工资和工人结社权。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深受医学学生的爱戴，他的免费医疗使他在穷人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政变策划者联络上当时也在策划阴谋的军官之后，军民双方的反对派领袖于1944年二月在阿尔法罗的庄园里举行会议，并且达成了最后协议。与会人士中的两名军官阿隆索?马罗金（Alfonso Marroquin）将军和他的隔山兄弟铁托?卡尔沃（Tito Calvo）上校是亲德人士，他们在1932年的农民屠杀事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把起义的日子定为4月2日军队结束复活节演习之后。（43）
“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
1944年4月2日是棕枝主日（Palm Sunday）。那天圣萨尔瓦多有雾无风，许多家庭离开圣萨尔瓦多到海边或首都以外的避暑胜地享受清风。总统当天人在海滨小镇拉利伯塔德（La Libertad），多数高级官员也不在首都。那些留在闷热首都中的人上午去教堂领取被认为能够避开闪电等常见危险的棕榈树枝。下午 3：30左右，城市东南部的居民听到一阵隆隆声，纷纷上街一探究竟。只见军机从他们屋顶上低空飞过。（44）
政变时机把握得极为准确。由于马丁内斯和他手下的要员分散在各地，因此必然反应迟缓。起义者也掌握一定的火力，包括圣萨尔瓦多第一步兵团和第二炮兵团。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政变似乎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起义者很快夺取了几处重要目标：空军、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局。萨尔瓦多西部最大城市圣安娜（Santa Ana）的驻军也倒戈加入起义队伍，群众则举行了示威并且选举了新的市议会。（45）
不过起义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起义战机试图轰炸圣萨尔瓦多的警察总部，但却偏离了目标，炸毁了旁边的房屋。占领广播电台后他们就开始广播，不仅详细播报战况，还公布了领导人之一阿尔图罗?罗梅罗的姓名。但马丁内斯也是听众之一，他从中收集了许多重要信息，包括他手下哪些部队没有参加起义，因此很可能仍然忠于他。然后总统回到首都，他设法避开派来逮捕他的士兵，并且下令关闭所有变压器，在黑夜降临之际熄灭了所有电灯。接着马丁内斯前往总统官邸旁边的萨波特要塞（Fort Zapote），他确定那里的士兵都支持他。马丁内斯咆哮道：“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就走过来开枪打死我吧。”第二天要塞轰击了起义的第一步兵团，与此同时总统的部队则在收复机场。到了周二上午，起义即告结束。（46）
许多起义领袖遭到逮捕，但罗梅罗和阿尔法罗都设法逃脱。周一下午两人在广播电台听到第一步兵团投降的消息后，便溜出后门各自逃亡。阿尔法罗逃往圣安娜，那里到处都是过早庆祝政变成功因而喝得烂醉的人。医生在病人家里躲了几天，然后于周五逃往洪都拉斯边界。（47）
总统虽然轻易解决了政变，但后续动作却显示他十分恐惧。俱乐部和工会的聚会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搜查。首都的夜晚“传来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全副武装的警察小队在市内巡逻。犯人遭到围捕，成群地被带往警察局，警察局里传出了有关恐怖的酷刑的故事。”警察和政府密探探听银行交易，还要求进出首都的人出示官方通行证。在致最高法院的诉状上签名的人都得不到离开首都的许可，也无法办理工作所需的法律文件。据美国大使瑟斯顿说，萨尔瓦多政府似乎开展了“破坏许多专业阶层人士的生计”的运动。（48）
记者是另一个付出沉重代价的群体。圣安娜的《西方日报》（Diario de Occidente）在4月2日过于匆忙地刊登文章宣布马丁内斯被罢免，由罗梅罗取代，其编辑也因此被捕入狱。《拉丁每日新闻报》编辑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政变开始时已经入狱，他在4月2日被看守开枪射伤，不久后死去。还有一些记者或被捕，或逃往安全地带，首都三家反对派报纸都被停刊数周。（49）
镇压远远超过了重塑总统权威所需的程度。马丁内斯宁愿复仇而不愿用宽宏大量来装点他的胜利，圣萨尔瓦多的入狱者就超过了800人。战时非常会议（Extraordinary Council of War）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判处十名军官死刑；第二天早上墓地传来了处决人犯的枪声。接下去两周里又有二十五名军官和九名平民被判死刑。马丁内斯甚至让马罗金将军的儿子亲眼目睹父亲被处决。（50）
维克托?曼努埃尔?马林（Victor Manuel Marin）是被枪决的平民之一。起义时他曾在战斗人员和平民策划者之间进行协调。他被捕之后，逮捕他的官员打断了他的胳膊，打碎了他的膝盖，挖掉了他的一只眼睛，还实施了其他骇人听闻的酷刑，希望能从他身上挖出与叛乱阴谋有关的秘密。后来他被处决时还必须由别人帮助撑起身体。莱昂?蒙托亚（Leon Montoya）神父为他举行临终祈祷时问他：“维克托，你害怕死亡吗？”马林说：“不，神父，颤抖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灵魂。” （51）
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关注萨尔瓦多四月份发生的事。外国外交官于4月17日晋见萨尔瓦多总统，要求宽大处理起义者；委内瑞拉下议院、墨西哥工人领袖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群拉丁美洲医生也都发出请愿书，提出同样的要求。若干国家的报纸抨击了血腥镇压，就连举世闻名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都提出了抗议。（52）
美国也无法忽视所发生的事。由于罗斯福总统主张“睦邻政策”，再加上战时美国自然不愿意批评盟国政府，因此美国奉行不干预政策，但是使馆职员与反对派领袖有个人接触，并且赞赏其民主话语。瑟斯顿大使写道：“宣传民主主义所伴随的不干预政策，其主要缺点就是会同时鼓舞独裁政权和民间的反对派。”他后悔自己无所作为，认为这隐含了对“用违反宪法的方式攫取或保持权力的独裁者”的接纳，他说这“不仅会损害我们的道义领袖地位，也会使人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声明只是空洞的宣传，我们实际上只是按实用主义原则行事。”不过这也不是华盛顿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遇到这种难题。（53）
瑟斯顿如履薄冰，铁托?卡尔沃上校和另一位曾经参加起义的军官来到使馆寻求庇护时，他受到了考验。瑟斯顿允许他们进入使馆，但是拒绝提供庇护。当晚他与马丁内斯会谈，并且在马丁内斯保证他们会得到符合法律要求的待遇后同意交出二人；随后他要求马丁内斯从宽处理二人。但是卡尔沃及其同志仍然于4月10 日和其他人一起遭到枪决。对瑟斯顿来说这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马丁内斯已经与美国决裂。（54）
“不能是街头运动”
起义发生之后不到两周，马丁内斯的地位似乎又牢不可破了，不过流产的政变所展现出来的宏伟抱负却显示，萨尔瓦多人中的领导人物——包括银行管理者、咖啡大亨和军官——愿意冒生命危险来推翻总统。此外，总统的残暴反应也警示了以前只是旁观者的萨尔瓦多人。美国武官指出：“市场摊贩、店主和平民”都在谴责处决和酷刑。（55）
即使是在仍然支持马丁内斯的政府官员中间，对马丁内斯的治国能力的怀疑也在增加。一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说，财政部长曾经批评政变之后的血腥报复，另一些部长也心怀疑虑。这名外交官得出结论说：“总统的追随者中间正在产生担忧、疑惑和恐惧的情绪……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到总统的心态是……复仇，而这可能会损害所有各方的利益，还因为这些人开始考虑到政府……被推翻之后自己的人身和经济安全问题。”（56）
如果重新发动反对政权的抵抗运动，可能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新的支持。但是首先要找到新的领袖，因为政变发动者不是死了就是入狱了，要么就是潜逃了。学生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组织工作，学生也是去年发放反马丁内斯传单的主角。复活节假期之后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时，阿尔图罗?罗梅罗被捕的消息刺激了学生。起义失败之后，勇敢的医生在首都隐藏了几天，然后试图逃往洪都拉斯。不过他化装成工人却未能骗过边境的国民警卫队。他们用大刀来攻击他，然后把他带到圣米格尔（San Miguel）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暴光了。同情他的医生迟迟不肯宣布他的身体适宜旅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一旦恢复健康就会被处决。（57）
就在罗梅罗卧床休养的时候，大学生们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来拟订向政府提出挑战的战略。他们认识到与政府的武装部队正面冲突无异于自杀，因此他们不应给独裁者提供使用暴力的机会。学生领袖之一法比奥?卡斯蒂略（Fabio Castillo）回忆道，“当时的基本论点”就是马丁内斯“有能力用军事手段打败任何对手。因此我们需要组织一场不和马丁内斯正面对抗的民众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射击。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场运动不能是街头运动，而应该是隐藏起来的运动。于是‘垂臂罢工运动’（huelga de brazos caidos）诞生了。大家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待在屋里不上街，这样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镇压。”（58）
4月17日之后，医学学生纷纷打着黑色领带回到学校，以表达对被政府处决者的哀悼和对可能遭到处决的罗梅罗的关注。最初几天里有些学生想到了罢工；这个建议也出现在法学学生的集会上，然后开始流传到大学其他系中。这些日子里出现了许多领袖：医学院的卡斯蒂略和豪尔赫?布斯塔门（Jorge Bustamente）、法学院的加林多?波尔（Galindo Pohl）和豪尔赫?马志尼（Jorge Mazzini）、工学院的劳尔?卡斯特利亚诺斯（Raul Castellanos）及药学院的马里奥?科罗拉多（Mario Colorado）。（59）
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在领导学生运动。其中一个团体由各系选举产生的四十多名代表组成。另一个则是规模较小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于4月19日公开散发了一份传单。传单中承认：“我们无力发动一场革命，但是有一些手段虽然可能不合法，但却可能被认为是高尚和值得赞赏的……我们正在与一个精明狡诈的人做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精明狡诈来对付他，因为现在全体人民……都已决心用暴力来夺回他们被人夺走的东西——自由。” （60）
整个星期以来学生一直在秘密进行组织工作。4月24日星期一，政府进行了第二波处决——这给了学生一种紧迫感。他们集会，投票决定罢工，并且发表匿名声明，宣布他们不仅要暂停学术活动，还会停止在校外的工作。
罢工领导者认识到，如果他们真要对抗马丁内斯，就要扩大运动的规模。1938-1939年的学生罢课没有显著成效；加林多?波尔评论说：“知识分子罢工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他们想要促成真正的变革，就需要发起一个各类人都参加的总罢工。卡斯蒂略最早提出这个想法，4月24日之后那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讨论。（61）
这项战略基本就是流亡记者卡斯特罗?卡尼萨莱斯早先向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提出但被忽视了的建议。学生们对这个不是来自卡尼萨莱斯就是来自别处的概念十分熟悉，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有实践意义。第一，他们手无寸铁，因此不可能用武力击败马丁内斯。第二，他们知道公众会参加他们的非暴力行动，行动也会赢得其他势力的支持。例如，他们特别通知美国大使馆他们打算领导一场和平运动，而且会避免流血事件。（62）
他们把时间定为5月5日，希望到了这一天人人都参加罢工。媒体受到钳制和政变失败之后在圣萨尔瓦多弥漫了数周之久的恐惧气氛使把消息传到尽可能多的人那里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医学学生与医生、法学学生与律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宣传总罢工的想法。他们还打印传单敦促市民罢工。每份传单都请求读者复制十份散发出去。秘书们不断帮忙打字，儿童则在街上散发传单——他们“在警察面前挥舞着煽动性的传单，刺激他们进行逮捕。”（63）
学生们也影响到了自己专业圈子之外的铁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店主等群体。罢工的思想蔓延开来之后，学生们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集市中的妇女——瑟斯顿大使将其描述为“萨尔瓦多政治中较为粗俗的阶层里难以对付的因素”——纷纷前往各家商店说服老板关店。一位银行家与一位出租车司机攀谈，让他告诉其他司机说参加罢工的人都能得到钱。（64）
不过组织者知道，光靠个人热情很难影响到足够多的人让圣萨尔瓦多停摆，更不用说全国了。罢工必须能够自然扩展，为此必须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服务和机构。如果罢工者能够让银行和药店等设施关门，他们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迫使人们决定是站在独裁者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由于医生地位崇高，他们罢工会有很大影响。交通系统也是重要目标。由于学生们把重点放在首都，因此只有火车未能抵达当地的车站才是让各地的人们都得知发生了罢工的唯一方法（这种手段让人联想起1905年十月莫斯科铁路工人将罢工扩展至整个俄国的方法）。（65）
学生需要有钱才能完成推动罢工所需的各种事务，罢工开始后他们也需要设法让本来不愿放下工具的罢工工人得到资助。若干启动资金来自官方学生组织，但校外的捐款很快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个成员包括抵押银行总裁埃克托尔?赫雷拉和咖啡大亨罗伯托?阿尔瓦雷斯（Roberto Alvarez）在内的财务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据说富有的萨尔瓦多俱乐部（Club Salvadoreno）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募集了20，000美元。（66）
四月最后一周学生们开始罢课，也不再到校外上班之后，罢工就开始逐渐升温。法学学生不再到法院出庭，工学学生也拒绝到雇佣他们的政府机构上班。住院实习医生开始待在家里，学校老师也是一样。罢工开始后连中学生也罢课了。（67）
工运组织者的儿子、后来出任萨尔瓦多总统的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是罢工学生之一。杜阿尔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直接参加了反对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的学生运动。”当时大学生到他就读的高中征求加入协调组织的代表，他加入了，并且多次参加遭到警察突袭的会议。“有一次为了脱逃，我冲下山谷，跳过一道栅栏，落到了带刺的荆棘上，把衣服和皮肤都划破了……总罢工那天我们的委员会也开始在学校里制造混乱，迫使学校停课…… 罢课很成功。那天没有一个人去上学……”（68）
罢工风潮逐渐发展，萨尔瓦多政权垂死挣扎。一位官员报告说，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会发生罢工，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总统的高级官员一致反对暴力镇压。虽然四月底之前政府下达了一道逮捕组织罢工的学生的命令，但警方只是短暂拘留了几名持有传单的人而已。有些警察来到私人住宅中，试图强迫罢工者回去工作，而另一些人的态度显然十分矛盾。有些人甚至同情罢工，尽一切力量帮助罢工组织者逃脱逮捕。（69）
即使警方积极行动，要迅速镇压罢工也很困难；因为罢工扩大的速度太快了。政权似乎打算坐等罢工者因生活需要而恢复工作。为了化解某些潜在的愤怒，政府宣布释放未遂起义后逮捕的所有犯人，政府还试图用自己控制的报纸上的文章来败坏罢工的名声，文章把罢工描述成由忽视穷人需要的富人和权贵发起的运动。（70）
这些都没有遏止罢工的势头，也没有消除最近的处决和马丁内斯的长期专制统治所激发的愤怒。萨尔瓦多的精英现在担心如果不制止将军，杀戮就会继续下去。对人人都可能会被行刑队处决这一前景的恐惧超过了对反抗政权的恐惧。对于许多非精英阶层人士来说，阿尔图罗?罗梅罗这位勇敢的医生生命受到威胁，已经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71）
正如组织罢工的学生所希望的那样，罗梅罗的医生同行很快成为运动的先锋。他们对马丁内斯有自己的不满，因为他曾经下令开除若干涉嫌颠覆行为的医生。公立医院院长路易斯?马西亚斯（Luis Macias）于5月2日召开员工会议，和医生们一起拟订了要求事项。他们宣布除非政府给所有死刑犯减刑，宣布大赦，让被解雇的医生恢复原职，并且遵守“民主原则”，否则他们就要罢工。马丁内斯亲自接收了这份要求，并且当着马西亚斯的面将其烧毁。（72）
5月5日，135名医生（圣萨尔瓦多共有150名医生）罢工。其中六十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声明，直言不讳地要求总统下台并且举行自由选举。急诊室仍然开放，有些医生继续接诊少数患者；威廉?克雷姆报导说：“富人被敲竹杠，穷人只象征性地付一点钱，收入都进入了罢工基金。”5月5日罢工的还有律师、药剂师以及银行、铁路和电力公司职员。数百名公务员也跟进了。环境卫生部门（Sanitation Department）宣布暂停所有非必要服务。已经罢工的还有公共卫生服务部门（Public Health Service）的牙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剧院职工。（73）
不是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满怀热情。有些巴勒斯坦和中国移民店主显然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关门。学生活动家之一何塞?科罗拉多（Jose Colorado）向那些想为关门找借口的商店扔石头。另一些商店仍然开门，但是拒绝售货。许多工人也犹豫不决，因为罢工可能会断绝他们急需的工资，还会让他们面临报复。铁路工程师告诉法比奥?卡斯蒂略，除非他们事先能够得到全额工资，家人也藏在安全的地方，否则他们不会参加运动。不过圣萨尔瓦多各阶层参加罢工的人很多，以至几十年后人们把这场罢工回忆为民众团结反对总统的典范。一位罢工者回忆说：“就连小偷都罢工了。”（74）
返回学校两周以来，带头罢工的大学生一直在尽力避免与政权发生肢体冲突。虽然他们有理由认为警察和士兵对马丁内斯的忠诚并不可靠，但他们并不打算用生命来检测自己的信念。因此街头示威不在策略之内。不过学生和被处决军官的遗孀于5月5日在市中心的玫瑰堂（Church of the Rosary）为政权的受害者举行了弥撒。群众蜂拥而至，教堂和教堂外的广场上挤满了身穿黑衣的妇女。哀悼者听说弥撒遭禁之后便离开教堂，四散到城市里说服更多商人关闭店铺。（75）
这场大规模市民罢工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罢工，这场运动是分散发动的，依靠一连串人的彼此联系和动员。但是现在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股必须正视的力量，因此需要有某种执行组织来代表罢工者与政权谈判。5月5日晚间，学生、集市妇女、银行、各行各业、商业职工、散工以及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在埃莫赫内斯?瓦拉多家中开会，选举了一个代表性略嫌不足的国家重建委员会（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该委员会有五名成员：一名学生、一名医生、一名抵押银行律师、一名商业职工和一名退休将军。第二天，委员会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同时向总统做出安全保证并且建议他离开萨尔瓦多。现在反对派已经形成，正在摩拳擦掌显示力量。（76）
萨尔瓦多政府既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平息反抗，也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马丁内斯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赞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同时指控罢工领导者“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制造恐慌”。第二天一份传单宣布“工人反对革命委员会”（Workers Anti-Revolutionary Committee）成立，马丁内斯再次要求商家开门营业。这位不久之前才在人民中引起巨大恐惧的独裁者，现在却只能恳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77）
马丁内斯似乎已经无意再使用威吓手段，他告诉指示一位官员“避免与罢工者发生冲突”。罢工结束之后不久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四月初我用武力打败了起义者，结果他们挑起了罢工。因此我不想再打了。我向谁开火呢？向那些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十年前屠杀了数千名农民仍然面不改色的将军，在自己的最大威胁到来的时刻却无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这一时刻在罢工者看来也很危险。5月6日，美国使馆得知有一队队人马前往各家罢工的商店迫使店主开门营业。一些医生收到了匿名的恐吓，还有谣言说手持弯刀的农民正在前往首都，目的是挑起暴力，给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流血事件确实发生了，但不是政府煽动的。5月7日，一名过于紧张的警察向聚集在街道上的青少年开枪。十七岁的少年约瑟夫?赖特（Jose Wright）当场丧生，他来自萨尔瓦多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由于父亲是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成千上万人前往他家表达敬意，第二天上午也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他的葬礼。（78）
这场悲剧给了罢工领导者一个机会。本来他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在罢工开始平息之前在政权中造成混乱，因此打算把民众带上街头和政府摊牌。赖特被杀正是这样一个机会。葬礼结束之后，圣萨尔瓦多市民涌入国民议会和政府所在大楼旁边的巴里奥斯广场（Plaza Barrios）。人们满腔愤怒，学生领袖忙着呼吁人们克制。不过广场上巡逻的警卫没有做任何激怒群众的事，因此没有发生暴力冲突。（79）
美国大使晋见马丁内斯询问是否找到并惩罚了少年被杀事件的负责人时，他关心的无疑是被杀少年的美国国籍，但许多人也因此认为华盛顿会出面干预。华盛顿没有干预，但枪击事件成为政权内部变革的催化剂。总统手下多数部长5月7日晚间开会决定辞职。他们担忧街头群众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冲突——而事实上，第二天早上，陆军参谋长告知马丁内斯，军队已经准备好清除街上的抗议者。一位部长挺身反对，并且告诉总统：“我们不会参加任何暴力行动。”总统回答道：“我不会用任何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如果现在人民想让我退休，我愿意毫无困难地照办。”（80）
退场
5月8日上午，马丁内斯知道，如果他想挽回一点利益，现在已经到了与反对派对话的时刻。他没花多少时间就召集了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五名成员，当天上午晚些时候他们就与政府官员齐聚一堂了。现在已经确定总统会下台，但何时和在什么条件下下台还未确定。马丁内斯提出三周之后的月底下台。但反对派坚持要他立即辞职；并且坚称只要他在台上罢工就会继续。（81）
马丁内斯提出由完全受他掌控的国民议会来选择继任者。国家重建委员会成员针锋相对地提出四个人的侯选名单，让他从中选择一个。与部长们谈判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增加了第五个名字——马丁内斯的亲信、国防部长安德烈?梅嫩德斯（Andres Menendez）将军；事实上他可能也是总统自己的选择。不过他性格温和，以正直著称，也不渴求权力，刚愎自用的独裁者统治多年之后，他无疑显得更有吸引力。委员会中一名成员后来声称，委员会还设法得到承诺：新总统会解除戒严状态，宣布大赦，并且允许流亡者回国。（82）
马丁内斯拒绝了该协议，并且坚持留任到五月底。街头上有谣言说将军正在玩弄阴谋诡计来保住权力，而且可能会使用武力。据说另一个自称代表罢工者的委员会于当天傍晚与总统进行了对话，该委员会警告总统说：如果他不立即辞职，“将会血流成河”。无论原因是什么，马丁内斯同意辞职，并且于当晚7点在广播中宣布辞职。（83）
第二天上午，国民议会选举梅嫩德斯接任总统，梅嫩德斯承诺进行宪政改革，并将很快举行选举；议会也批准大赦政治犯。学生和其他罢工者却不打算在马丁内斯离开该国前结束罢工——而且他们也对新内阁感到不满，因为新内阁中有几位马丁内斯指定的官员，只有莫赫内斯?瓦拉多一人与国家重建委员会有关。不过梅嫩德斯承诺马丁内斯将于次日出国，此举遏制了余下的好斗者。学生们意识到国家已经筋疲力尽，因此停止了罢工。5月11日，公共汽车和火车重新开动，商店和办公室再次开门，人们恢复了工作。只有一件事和以前不同了：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于中午之前跨过边界进入危地马拉，再也没有回来。（84）
萨尔瓦多反抗暴政取得的胜利却被证明是昙花一现。确实有过短暂的政治开放期，起义的主要策划者罗梅罗和阿尔法罗成为在1945年一月的选举前巩固文官政府的重要角色。但是罗梅罗及其支持者实现真正改革的决心却分裂了罢黜马丁内斯的联盟。军方不愿步马丁内斯的后尘走下权力舞台，咖啡种植园主也拒绝让民主政治的异想天开危及自己的利益。1944年十月，由一名曾任国家警察局长（head of National Police）的上校领导的政变夺取了梅嫩德斯的权力。反对派发动非暴力抵抗达数周之久，但后来却抛弃了民众罢工的经验，在十二月中试图从危地马拉发动攻击，结果被轻而易举地击败。（8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萨尔瓦多陷入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统治：一群军人的制度化管制代替了单一将领的个人独裁。但政府仍然是军政府——咖啡的芳香所带来的财富也仍然全面影响着经济生活。（86）
民众罢工的政治影响虽然转瞬即逝，但对许多后来还会为人所知的萨尔瓦多青年来说，这却是一个影响了他们的成长历程的关键时刻。法比奥?卡斯蒂略成为20世纪60年代一个短命的改革派军政府中的文官成员，后来又在1963年至1967年之间担任萨尔瓦多大学校长，还在1967年成为革新行动党（Renovating Action Party）的总统候选人。高中生活动家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后来成立了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并于1984年当选共和国总统。在这军事统治与民间抗争不断重复的漫长灰暗年代里，许多可能的萨尔瓦多大救星一直在争夺权力，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民的声音和影响力再也没有表达得像1944年春天那样清晰。（87）
萨尔瓦多人民用非暴力政变来推翻未能用暴力推翻的总统，其规模之广和速度之快，在二十世纪并无出其右者。诚然，该国很小，当时只有一个大城市，而且反对马丁内斯的运动在萨尔瓦多社会中坚中有许多自愿参与者。不过至关重要的是，推翻独裁者没有稳操胜券的事。民众罢工的突然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精明的战略举措不重要，事实上正是他们的运筹帷幄才使运动的成功成为可能。
反对马丁内斯联盟的轮廓，是随着独裁者自己不断疏远一个又一个的团体而逐渐形成的。工人组织、政治激进分子和军队内部的不满群体从一开始就十分反感马丁内斯。许多记者在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之后对他充满敌意。马丁内斯在两届任期结束后拒绝交权并且变得越来越专横和不可预测之后，专业人士、大学生甚至许多部长的反对态度都浮出了水面。最后，大地主对总统转向民粹主义感到幻灭，又因为他把权力集中在一个紧密的小集团手中而被边缘化。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团体开始支持一个共同的目标：废黜独裁者。
不过非暴力抵抗决非偶然，它必须经过计划和发动。反对派领袖来自专业人士、媒体和大学生群体，他们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政治氛围来唤起对民主的支持，鼓励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并且培育同情者网络。运动通过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金融机构、大学俱乐部和报社，从大众、外交官和有影响的公民那里争取支持。致最高法院的诉状让整个国家都认识到这个事实：对抗马丁内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光荣的。没有这些持续和耐心的挑战政权的行动，民众罢工就是一出没有观众的戏。
如果总统没有在4月2日的政变之后做得过火，罢工就会很难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后反对派领袖出逃。当时马丁内斯开始激烈报复，许多人都觉得必须在栽在他手里之前推翻他——把罗梅罗等人从行刑队的枪下抢救出来不仅成为许多工人参加运动的目标，而且带来了一种紧迫感。悬在头上的暴力之剑让人民多年以来一直循规蹈矩，但一旦死亡不可预测，人民对刽子手的忍耐就到头了。甘地知道，当统治者的士兵用致命武力来对付印度抵抗者时，英国统治的残暴一面就会暴露无遗——抵抗也就会随之发展。萨尔瓦多也证明了这一点。
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会出现时，大学生们设法制定了一个临时战略。他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印度、智利和古巴的非暴力运动，他们也知道马丁内斯的权力依赖于他用暴力战胜对手的能力。因此他们选择不要手无寸铁地与政权正面对抗，他们也避免让人民冒遭到攻击的风险。正如卡斯蒂略所解释的：“需要组织一场不和马丁内斯正面对抗的民众运动，这样他就没人可以开枪射击。”——独裁者自己也回应了这句话，后来他沮丧地说：“再也没有开枪的目标了。”结果，非暴力行动在暴力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因为它集结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绕过了政权的强制手段，还打消了将军的党羽选择镇压的念头。（88）
一股比暴力更加强大的力量推翻了马丁内斯，但却没有自动为稳定、民主的文官政府创造条件。推翻权力顶端的马丁内斯并没有限制军方的权力。反对派没有时间来巩固萨尔瓦多民众权力的基础——如同印度的甘地试图用自治和建设性工作来鼓舞印度人那样，或是如同此后波兰的异议人士和工会运动扩大自主权力的基础那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运动或许就会变得更有弹性，但是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那就是野心勃勃的计划可能会疏远改革派军官、马丁内斯政府中的前官员和一度同情反对派的咖啡种植园主。
萨尔瓦多罢工的对象是领导人，而不是制度。因此领导人一旦下台，那些渴望真正民主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新的机会，但是失去了老的盟友。非暴力行动可以赶走失去民心的统治者，但如果运动背后的战略不包括改变统治者赖以掌权的潜在权力结构，那么运动就无法推动斗争之外的目标。不过在1944年的萨尔瓦多，人民毕竟不用暴力就取得了胜利。在那个时代，对那个国家而言，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