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阿根廷-妈妈的勇气
“我们会一直散步，直到我们倒下”
第一天，抵抗力量只有十四人-一群有点不可思议的中年妇女战士，她们是普通的无名氏，满怀焦虑，不知道官方的黑手是否会将她们击个粉碎，还只是对她们不理不睬。穿过那个秋分时节的阳光，这半排战士依次走过这个城市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场上的石板路，聚集在方尖纪念碑的附近-设立那个纪念碑的目的是庆祝该国在十九世纪时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
她们已经到过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中心区的五月广场，寻求另一种解脱-摆脱一种思念多于忧伤的不安定状态。她们仍旧希望，她们的经历是一种残酷的例外现象，也许并非她们的领袖所为，甚或不为他们所知。她们在1977年4月的最后一天出现在玫瑰宫（译注：阿根廷的总统宫殿）外面的广场上，正是为了表达她们的那种失落，并恳求政府的帮忙。
其中的一位女士-玛利亚 德尔 罗萨里奥 德 塞儒提-回忆道：“我们是分开着到达的。”“我们穿着平底鞋，这样，如果他们追我们，我们就能够跑开。在政府大厦前示威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就像峭壁上的攀岩者被绳子紧紧联在一起一样，她们也被一根共同的绳子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她们都是母亲；她们都有已经失踪了的孩子。1
在最初的那一天，没人理她们。那是一个星期六。由于不了解上下班时间，那些妈妈们不经意间挑选了一个银行与政府办公室以及粉红色的总统宫殿关门休息的时间。“我们商定，在工作日的时候再来，并一起准备草拟一封给韦德拉的信”-韦德拉是阿根廷的一位将军，当时担任总统职务。她们暂定了一个时间-下个星期五的三点半，届时，大街上会挤满了人。然后，其中的一位妈妈提醒她们说，星期五据说不吉利，所以她们就将日子定在了星期四。2
这群女士的人数很快增加到几十人。她们已经觉察到，她们做的是表面上的试探，同时却无法了解外表下的东西。曾经处于独裁者统治之下的世界另外地方的许多其他人可以告诉她们表面下的东西：有关威权控制力的谎言。阿根廷的生活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悠然平和。在平静的外表下，政府当局看似无懈可击。没有人急着去撕破这一外表，除非现在的这些绝望的女士。
直到两个月（其间每周都有示威）后，三位妈妈才被允许会见内政部长。内政部长是一位将军，他说自己有一个失踪人士的名单档案，而且这份名单甚至包括他朋友的家人的名字。可是他不知道是谁带走了他们；罗萨里奥想起他说过的话：“当时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民兵组织”“他把责任推给其他人。接着他说，也许我们的儿子与一位女人跑了，也许我们的女儿现在正在某地做妓女。”3
那时，女士们的担心似乎被愤怒所取代。“我们告诉他，他们是懦夫，因为甚至像佛朗哥这样残暴的独裁者都亲笔签署了死刑判决。。。我们告诉他我们一切的感受，我们还告诉他，我们每周都会回来，直到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并且我们每个星期四都会在广场上散步，直到我们倒下。”当将军告诉她们说，当时仍有效的戒严令禁止公共集会时，她们告诉他，她们会坚持到底，直到他给她们一个答案。尽管她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哀痛的女士们其实已经宣战了。
政变、绑架和混乱
妈妈们的敌人是军政府，其复杂的渊源可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在 1930和1940年代的很多时间里，军事独裁政权在拉丁美洲各地经历了兴衰荣辱和复活重生。偶尔，某一位长期执政的独裁者会被赶下台，就像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 赫尔南德斯 马丁内斯那样。其他地方的军人们在掌权时则是春风得意，而许多人则认为这是避免混乱的一种严酷的替代品。
在1930到1973年间，阿根廷经历了8场军事政变，只在1946年和1951年举行了两次自由选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选民们选上总统职位的那位男士也是一位将军，胡安 多明戈 庇隆。其劳工阶层的民粹主义与夜总会式的优雅的结合符合阿根廷人相互矛盾的天性。炫耀奢华妻子（艾薇塔）的他成为拉丁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新现象：一位戴着肩章的受女戏迷崇拜的男演员。在他的庇隆主义军团中，他开创了一个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如此地喧闹和不知足，以至于让这个国家几乎无法统治。在冷战两极化特性的滋养下，他所培育的这种权力风格在二十年后就衍化出恐怖行为的枝枝蔓蔓。当对他的欢呼于1955年终结时，庇隆被另一位将军赶到西班牙流亡，后者很快被第三位将军推翻，而第三位将军接着又被第四位将军推翻。
1966年，胡安 卡洛斯 翁加尼亚将军领导的军政府上台。该政权正式禁止政治活动并取缔政党，以武力对付罢工，并终结大学的自主传统。所有这一切引发了暴动和骚乱，右翼的秘密民兵在战场上与其左翼同伴携手同行：从受到压制的庇隆主义团体分离出来的组织-蒙托内罗-在城市里制造绑架和汽车爆炸事件，而人民革命军（它自称其哲学遵从切 格瓦拉主义）则在农业省份土库曼制造麻烦。1970年，在蒙托内罗分子绑架并杀害一位前总统之后，翁加尼亚被另一位将军废黜，而后者接着被第三位将军-Alejandro agustin lanusse-所取代。可是，所有这些军人都没能使经济稳定下来，也没能压制住使用暴力的左翼人士。Lanusse 被迫要进行选举，而这事实上打开了胡安 庇隆回归的大门。
庇隆天生就适合生活在混乱之中。他于1973年重新回来执政，以他的第三任妻子-玛利亚 埃斯特拉 马丁内斯 德 庇隆（被人称为伊萨贝尔）-为副总统。新政府像雄狮一样发起对左翼人士的突然袭击，并试图稳住经济，可是，阿根廷的极端分子不会放弃他们的兄弟阋墙式的战争。接着，庇隆的身体垮掉了。他的心脏于1974年7月停止跳动，留下他的没有经验的寡妇掌舵。由于石油价格的全球性飙升到1976年时助推年通货膨胀率到3,000%的水平，新总统笨拙地迈向频临崩溃之境。5
与此同时，左右翼强硬派人士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共生关系。蒙托内罗袭击了福摩萨市的一个兵营，人民革命军展开行动，以图占领土库曼省。在右翼力量方面，阿根廷反对共产主义联盟在1974年间谋杀了七十位知识分子和律师（并且到1975年时将其谋杀频率上升到每周约五十人）。双方都以更多的绑架、抢劫和勒索为自己募集资金。伊萨贝尔 庇隆于1974年底让军队放手行动。五千名军人向土库曼省进军，以镇压大约一百名人民革命军叛乱人士。凭借着间谍网和准军事力量，军队创建出一种秘密的武装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被授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阿根廷的暴力活动在几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可是，军队在返回军营时却拖拖拉拉。当阿根廷于1975-1976年再次发生骚乱时，军队就将伊萨贝尔赶下台了。取代她的是一个由jorge 韦德拉将军-也即军队的司令官-领导的军政府。后面发生的事就更加恐怖了。6
“国家已经封建化了”
韦德拉以夸张的言辞宣布了阿根廷全国重组计划（计划），承诺恢复为重建“国家的内涵与形象”所需的“道德、才能和效率”。计划以低劣的手段服务于高尚的目的：国会、省级政府和最高法院被解散，政治性社团或者工会的活动被禁止，而且平民要由军事法庭审判。7
计划的首要任务是消除颠覆活动，而这意味着全面的战争-一场丑陋的、采用一切手段的战争。敌人是谁？韦德拉解释说：“恐怖分子不只是某位拥有枪支或炸弹的人。”颠覆分子是指“反对阿根廷生活方式的所有人。”计划在每个地区都安置有隐蔽的羁押中心和受训抓捕和审讯嫌疑犯的特务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人省长解释说：“我们将先杀掉所有的颠覆分子，然后我们将杀掉他们的合作者；然后。。。他们的同情者，再然后。。。那些依旧漠不关心的人；最后，我们将杀掉那些胆小鬼。”8
然而，屠杀还不够。游击队员显而易见就是要像大海中的鱼儿那样在人群中穿梭；为了将他们斩草除根，海洋必须要被抽干或者下毒。军政府所精选的毒药是开展一场由国家领导的恐怖运动。它会利用惯常的伎俩：绑架、审讯、酷刑和秘密羁押。从ongania时代开始，让人民失踪-失踪到森林中、拉普拉塔河中、大海中（从飞机上扔下）-就一直是左右翼人士所钟爱的手段。失踪人数从1971年的只有几个人上升到1975年的几百人，接着突然增加到千位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多达30,000名阿根廷人失踪了，而且每起失踪事件都被隐瞒和否认；留给幸存者的只有一片空荡之地，好像所爱之人从不存在一样。9
一般而言，受害者都被一群穿着便装的武装分子带走，后者在来时驾驶着蓝色的猎鹰牌福特小汽车-这种小汽车成了他们的标志。在开始时，他们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干活，可是，当他们闻到周围升起的恐惧气息时，他们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失踪者被带到羁押中心，而他们中很少人真的会有那种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取的信息，同时，医生们则在一旁侍立，以确保酷刑不会很快就让他们死去；接下来的是为时数周或者数月的进一步虐待和最终的处决。根据十年后阿根廷的一份报告，受害者承受了“将所有人性剥夺一空的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手段。。。”10
随着镇压的持续进行，恐怖机器都各自自成一体了。有人失踪的原因就是他们与另一位失踪人士分隔的程度不够。每一个羁押中心都有自己的规则，并以自己独断的标准确定猎杀的对象。一位前政治犯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国家已经封建化了；有人被第一军团授予奖章，被第二军团绑架，被第三军团杀害，又被第五军团平反。”恐怖行动也遍及每一个人：它可能偏向于逮捕记者、律师、学者和政治人物，不过，在将普通男女和儿童投入到其毁灭人性的过滤器时，它也不会手软。11
“军队夺走了我们的孩子”
开始时，失踪者的妈妈们只有一种让人心烦意乱的失落感。有些人受打击的程度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她们无法吃饭、睡觉和起床。可是，当她们意识到其他人都不会为她们揭开她们失踪的孩子的谜团时，她们带着哀伤，开始从她们的家人世界和家庭转向阿根廷冷酷且毫无法纪的政治舞台。
起初，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只是询问她们的孩子被带到哪里，以及他们何时会被重新见到。她们有时带着人身保护令状-这是普通法下的一项基本权利。她们很快发现，这一权利已经连同她们的儿女们一道消失了。当失踪潮迅速蔓延时，家人和朋友们就都疏远了幸存者，而后者则像贱民一样在政府的迷宫里游荡。不过，妈妈们知道，她们并不孤单：如果没有其他人与她们站在一起，她们会相互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坐在内政部的办公室里时，她们有了这种认识。办公室里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女警察会记下她们的姓名，地址，她们失踪的子女的名字，以及她们的联系人的名字-这些妈妈后来很晚才知道，这些名字将成为恐怖机器的吞噬对象。不过，在她们离开内政部之前，她们就开始打破沉默，互相交谈，分享她们的无法言说的经历。很快，她们就在家庭中聚会，因为悲伤在不知不觉中将她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一种力量。
被迫往平静外表下面探视的妈妈们瞥见了这样一种东西：它的恐怖程度甚至超过了她们个人的损失：一场全国性的谋杀行动，而且其进行得到了司法部门、相邻各国乃至天主教会的默许。尽管缺少政治经验，她们却有着良好的母亲般的直觉。她们立即明白了：相比于军政府的武装力量，维系这一行动的更多的是受害者家庭因恐惧而产生的冷漠。因此，在寻找她们可能会用来反对这一敌人的武器时，她们决心让军政府失去其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沉默。
Dora de bazze回忆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互相不认识，我们怎样去组织聚会。”“各个地方的警察和安保人员是如此之多，人们根本无从知道站在他们身边的人是谁。情况非常危险。于是，我们拿着不同的东西，以便我们能够找到对方。举例来说，有人手里会拿着小树枝，有人可能会拿着一个小钱包，而不是手提包，有人会将一片树叶夹在翻领上，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妈妈。’”12
女士们还会印刷小册子和标牌，这些小册子告诉人们她们会去哪里，标牌则问道“我们失踪的孩子在哪里？”或者宣布“军队夺走了我们的孩子。”Dora de bazze记得，她们“夜晚出去，将这些标牌贴到公共汽车和地下火车上。。。我们在比索（译注：阿根廷货币单位）纸币上留下字句，以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看到它们。。。报纸里没有任何报道；如果某位记者报道了我们，他就会失踪；电视和广播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人们都不知情。”13
阿祖塞纳 德 维拉弗洛 德 德 文森特迅速成为妈妈们的首位领袖。她并非全然没有经验-她的父母是工会领袖和庇隆主义者。不过，结婚之后，她就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从不参与外界的事务-直到1976年，当时她的儿子（也是庇隆主义者）耐斯特及其太太瑞吉儿失踪了。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漩涡的中心：召集妈妈们聚会，把她的家当作集会的场所，并组织起向大赦国际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写信的运动。她建议她们到五月广场，将其不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像一群古代水手那样讲述其经历。
“开始时，我们没有一起在广场上游行，”玛利亚 德尔 罗萨里奥回忆道。“我们拿着衣服坐在长凳上或者分成小组站着。。。我们必须迅速地相互交谈，压低声音，以使得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在开会。然后，当警察。。。开始用枪指着我们并要求我们离开时，我们就开始两人一伙地围绕着广场的边缘地带散步。。。我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不得不确保公众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希望人们看我们。。。于是，我们开始在广场的中心地区环绕着纪念碑散步。”14
当她们围着广场绕圈时，妈妈们培养出政治表演的才能。有时，她们将失踪孩子的私人物品堆积起来，她们还常常带着木匠所用的钉子，以表明她们和圣母（这里指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有着同样的遭遇，因为圣母的儿子也被逮捕和折磨致死。她们决定参加1977年9月的年度朝圣活动，以向卢汉（该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外约三十英里的地方）的圣母玛利亚致意。阿祖塞纳认为，这会给她们提供一个机会，在长期跋涉的路上将她们的经历告诉陌生人。可是，如何在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中间彰显她们自己？
艾达 德 苏亚雷斯说：“阿祖塞纳的主意是将我们孩子的一块尿布勒在头上，当作头巾，因为每位母亲都保存着诸如此类的东西，而那是属于她的处于婴儿期的孩子的。在人群中发现这种头巾是很容易的。。。于是，我们决定在其他集会时也用这种头巾，然后，在每次去五月广场时也同样如此。。。而且我们将我们孩子的名字绣在头巾上。此后，我们在头巾上留下意思为‘生命重现’的字样”，“因为我们寻找的不再只是一位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踪者。”15
“他们认为我们无法做任何事”
到了1977年最后几个月时，五月广场妈妈团-当时这群女士以此名而为人所知-已经从不情愿的14位家庭主妇增加到约150位抗议的妈妈，她们又与另外几百位妈妈有联系，所有妈妈都志在找到她们的孩子。Hebe de Bonafini说：“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他们被关押的地方，他们是如何被虐待的，施虐者使用了什么工具，施虐者的姓名，他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这一切会让人发生改变。。。我们知道将遇到艰难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我们正开始要揭示出真相。”16
在第一年的10月5日，她们设法将一个半页的母亲节广告刊登在新闻报上，广告的抬头人是最高法院院长、武装部队指挥官、军政府领袖以及教会。广告呼吁说：“对一位母亲来说，最残酷的折磨莫过于无法确知其孩子的命运。我们要求经由法定的程序来确定他们是否有罪。”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有24,000 个签名、带有537位失踪者姓名的请愿书。
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和政府开始留意此事。有关酷刑和失踪的故事在人权组织之间流传。新当选的美国卡特政府派遣一位直言不讳的使节帕特利西亚 德里安来调查这些残暴的行径。可是，随着妈妈们成为照出阿根廷失误之处的亮光，她们也就成了军政府可以轻易打击的目标。当她们还是孤苦伶仃且无助的妇人时，政府没有加害于她们。偶尔，警察们会群殴她们或者将她们扣押，可是，她们中没有人失踪。那种容忍态度现在没了。
艾达 德 苏亚雷斯回忆道：“他们开始叫我们为‘疯女人’”。“当外国使馆开始提出质疑。。。以及外国记者开始问有关我们的问题时，他们就会说：‘不要关注这些老女人，她们都疯了。’他们肯定会说我们疯了。武装部队怎么会承认他们害怕一群中年妇女呢？无论如何，我们是疯了。当所有人都感到恐惧时，我们没有待在家中哭泣-我们到大街上与他们直接对抗。我们确实疯了，不过那是我们保持心智健全的唯一方法。”17
根据marina de curia的说法，政府在认真对付她们之前等得太久了。“他们没有立即摧毁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无法做任何事，而当他们想这样做时，为时就太晚了。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起初，他们试图设套欺骗我们，然后以关押我们的方式吓唬我们，接着就以死亡相威胁。”可是，她了解她的敌人。“军人们只是试图威吓我们。如果他们真的要做点什么事，他们绝不会事先给我们一个警告。”18
在帮助过她们的志愿者中间有一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年轻男士，他宣称自己的一位哥哥失踪了。他称自己为古斯塔夫 尼诺，在阿祖塞纳看来，其面色是如此良善，以至于他甚至不可能去伤害一只苍蝇。广场上的妈妈们会蜂拥在他的周围，以防警察靠近他。一天，当妈妈们在圣克鲁兹教会正准备敲定第二份广告时，尼诺来了，带着为广告募集的金钱，仔细看了看这些妈妈们，然后迅速离去。几分钟后，有男士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开始殴打妈妈们，并将她们拖走。玛利亚 德尔 罗萨里奥说：“我们再未见到我们的朋友”，当时她躲在参加弥撒的人群中。古斯塔夫 尼诺再未重现；只是到了后来，她们才得知，他被派到了法国，暗中监视那里的阿根廷流亡者，然后被派到南非做同样的事。19
两天后，阿祖塞纳被带走。玛利亚 德尔 罗萨里奥说，在三天的时间内，“他们带走了十四人。。。包括三位最具有战斗精神的妈妈。”艾达 德 苏亚雷斯说，当局认为，“在绑架了十四位妈妈之后，他们就会将我们的运动摧毁掉。”“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会增强我们的决心。我们说，不，他们不可能把我们摧毁，我们会继续坚持，比以往更加有力量。他们认为我们会非常恐惧，不敢回到广场上去。回去是难。。。但我们确实回去了。”20
“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
重返五月广场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妈妈们现在明白了：她们的行动会产生颠覆性效果，而且她们曾经的自发抗议已经变成对军政府的战略进攻。将军们为其罪行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妈妈们却将这层外衣剥下了。尽管面对着威胁而且甚至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失踪了，她们却拒绝屈服。似乎不可理喻的是，她们现在就像当局一直以来的那样无懈可击，在面对着被认为是不能反对的对手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阿根廷举办了197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刚开始，妈妈们在激情的海洋中被人遗忘了。不过，她们很快意识到，她们有了一个向世界发声的机会。来报道足球的记者们被吸引到那些戴着白色头巾的妈妈们每周的散步活动中来。来自欧洲球队的球员们来到广场表示支持。当阿根廷赢得世界杯时，国内电视播出的是在球迷的簇拥之下的将军们，而荷兰电视播出的是五月广场的母亲。当国际卫生大会于同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时，妈妈们也与一群外国媒体一起光临那里-外国媒体则看到了妈妈们的新口号：“他们把他们活着带走，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21
在从国内对当局的合法性发起挑战之后，他们进而在国外严厉抨击当局，像玩二十一点那样利用着她们天真的伪装。其中的三位妈妈开始了一场国际旅行，这次旅行发布了一个简单的宣言：“我们是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踪者的妈妈，我们来是为了讨论人权问题。”她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名声，而这种名声会为她们提供保护：她们和军政府都明白，名人不会轻易失踪。22
在妈妈们之后，阿根廷的其他人权组织-因政治原因而失踪人士的家庭、普世人权小组、人权常设会议-现在都冒了出来。法律和社会研究中心利用律师和诉讼来阻止国家恐怖行为。Adolfo 佩雷斯 Esquivel是五月广场的母亲的顾问。他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其基督徒和平与正义服务处的工作，而这后来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五月广场还出现了祖母们，她们寻找失踪的孙子孙女。
五月广场母亲联合会于1979年8月正式登记成立。到那时，妈妈们的数量已达几百人，而且遍布阿根廷的地区分部相互有联系。同一年，美国人权委员会得以访问阿根廷，就有关非法羁押、酷刑和失踪的报告展开调查。其374页的报告在阿根廷被禁，其中谴责了军政府，可能帮助减少了失踪的数量-不过这在其他地方没有触发多少行动。 23
接着，对妈妈们的镇压急剧升级，结果是，在随机改变其抗议日期以希图逃过警察的封锁之后，妈妈们还是被迫暂时放弃五月广场。可是到1980年时，她们回来了，决心即便是以死抗争也要重新占据她们的地盘。在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她们聚集在广场上，绕着广场中心的金字塔慢慢地散步。一周之后，警察带着警棍和警犬开始攻击妈妈们，许多人被逮捕和关押。不过，从那时起，她们每周四就会去广场，即便是军队也无法驱散她们。
最后，军政府内部的分歧表面化，因为空军从陆军和海军中分离出来。因进行肮脏之战和维持人为的正常表象所导致的矛盾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现在，经济崩溃的各种症状又恶化了这些后果。韦德拉的总统职务于1981年3月被人取代，不过阿根廷比索的价值却急速下降，银行崩溃，资本外逃到国外。军队再次变脸，拥护一位强硬派的反庇隆主义者-Leopoldo Galtieri将军。
他的政府想出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转移视线的借口。阿根廷的海军陆战队于1982年3月登上福克兰群岛。福克兰群岛被英国人占领着，阿根廷宣称对其拥有主权，并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入侵行为是一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失算。不到四个月，阿根廷军队就被玛格丽特 撒切尔派到南大西洋的一支英国海军舰队狠狠地击溃。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多 阿斯提斯-也被称为古斯塔夫 尼诺，过去妈妈们的叛徒-也位列投降人士之中。现在，军政府最后的绝望举动让其变得摇摇欲坠。在下一年过完之前，阿根廷的控制权就转移给了民选的立宪政府-只不过这已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三个此类政府。
对五月广场妈妈们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场漫长并常常显得孤独的抗争的终结。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政治转型时期，她们仍旧受到警察的敌意的关注。她们现在非但没有因失踪问题发出抗议，反而抵制军队的这一企图：宣布对肮脏之战的作恶者实行大赦。她们解释说，她们的目标不是当死者的尸骨在万人坑中被发现时哀悼死者，而是让谋杀她们孩子的人经受正义的审判。
在上个世纪结束时，那些领导过阿根廷1977年第一波非暴力反叛的勇敢妇人中间的幸存者都已处于六十、七十和八十的年龄段。许多人仍旧感受得到那日日夜夜的游行和在政府部委机关的排队等候以及拷打和羁押的后果。可是，她们所打造出的那种力量成为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永久标记，因为阿根廷的女性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受到冤屈的女性也都戴上了白头巾。在二十世纪，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彰显了下述事实：以真相代替恐惧是迈向自由征程的第一步。
德国、阿根廷、智利
勇气是非暴力行动的部分特性，如果统治者的权威是建立在枪杆子之上的，则尤其如此。在五月广场妈妈运动之前三十年，一些犹太男子正被集中起来接受大屠杀的命运，他们的非犹太裔妻子在罗森大街上站了一个星期，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德国和阿根廷的军事当局趾高气扬，有意识地展示出一种阳刚之气，却被那些朴实无华且不气馁的妇女团体搞得狼狈不堪。也许，在非暴力冲突的长期历程中，没有哪两个故事会有对比如此鲜明的对手：采用恐怖手段的冲锋队员和手无寸铁的妇人。
在1943年的柏林，罗森大街上的妻子们打破了德国人对纳粹恐怖行为的默认态度，而且当局没有试图去威胁她们。在1977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妈妈打破了对阿根廷恐怖行为的沉默，让整个世界觉察到那些无法容忍的行为。这两个群体都打开了一个狭小然而却是活生生的空间，人们在其中不仅因当局的恶劣行径而感到哀怨，而且还斥责和反对它。
当韦德拉于1976年在阿根廷就职时，他所模仿的对象之一是三年前在智利上台的权力当局。不过，阿根廷很少有民主的经验，而智利则很少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阿根廷的失踪者数以万计，比在智利的屠杀中所失踪的人员多得多。可是，正是在非民主的阿根廷，在肮脏之战仅仅开始一年之后，十四位中年家庭主妇就走进了五月广场，并准备要勇敢面对那头恶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度是民主政体的智利则在十年的时间里默默地忍受着它的独裁者，圣地亚哥总统府外面的广场上没有出现戴白色头巾的妈妈-尽管1983年有迹象显示，勇气正在复苏。
智利-拒绝恐惧
1983年5月11日
那天早上，圣地亚哥市无精打采地苏醒过来。很少有人在进行户外活动，通常在大街上来回穿梭的那个柴油公交车车队消失了。许多学校被关闭，写字楼在下午也开始清空。这个城市正漫不经心地回应着对全国抗议日的呼吁，以对已经统治智利十年的军政府提出挑战。到黎明时分，抗议似乎很少，只是节奏放慢了，并且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可是，在那天晚上八点钟，这个城市突然就有了生机。一个社区接着一个社区出现了轻轻的金属叮当声，当人们开始击打坛坛罐罐时，那声音渐渐升到最高点。在城市中较贫穷的区域，年轻人架起篝火和路障，中产阶级人士则驾车游荡，汽车喇叭大声地轰鸣着。24
在场的一位加拿大记者-雷克 撒格里斯-说：“这太令人震惊了。。。这远远超过人们所设想的可能的场景。”“五月十一日是喜乐和兴奋之情爆发的日子，因为让人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们正大声地表达看法-也即他们正在畅所欲言。这就像智利刚刚赢得世界杯一样。”很快，国家警察射出催泪弹，试图打击那种节庆的气氛。两位平民被射杀，开枪者显然是便衣警察特务。开车者被从小汽车中拖出来，并受到殴打。600多人被捕，包括Rodolfo Seguel-他是发起这场抗议的铜矿矿工工会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报复升级扩大。25
受其自信心蒙蔽的智利军人独裁者Augusto 皮诺切特显然将抗议看做是愤怒情绪的表达，特别是来自穷人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轻易就能扑灭。曾支持当局的信使报在喧闹的声音中听到一种更加让人不安的信息。它说，抗议是“政府在其将近十年的历史中所面对的最为严重的挑战。”26
事实证明，五月十一日是一个分水岭，将智利的现实图景分成两块。位于远处的是1973年的政变，也即皮诺切特将军以暴力手段崛起并进行统治。在近处，非暴力和暴力行动逐渐减少，直至当局垮台。可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genaro arriagado说，在五月份的那一天，“没有人有多大的信心认为抗议会起到作用。”不过，它却“引发了一场反对军事政权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智利的精神已经迈出重返民主体制的第一步。27
“第十一日”
萨尔瓦多 阿连德总统的社会主义政府于1973年 9月11日被一场快速残暴的军事政变推翻。政变领导人的理由是，作为拉丁美洲最为古老和稳固的民主国家之一，政变是让智利摆脱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古巴所走道路的唯一方法。不管阿连德政府是好心办了坏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智利都被带到混乱和经济崩溃的边缘。许多智利人逐渐对让阿连德在1971年的选举中获得不那么高的36%选票感到后悔-在面对着严重分裂的对手时，这一得票足以让他坐上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里的位置。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在下次选举中连任。
军队没有做好等待的准备。在根据智利的习语被称为“第十一日”的那一天，一对猎鹰战斗机的攻击和火炮与轻武器的一连串的开火将拉莫内达宫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着的柴堆。阿连德死了，而且显然是自杀。到黄昏时，智利就实行了二十四小时宵禁，新的统治者自己登上权位：一名空军将军、一名海军上将、一名武警将军、以及仅仅在一个月前被阿连德自己任命为陆军司令的那位男士-augusto 皮诺切特 ugarte将军。虽然他参与政变的时间较晚，可是，作为最大的军事部门的司令官，他被任命为军政府的首任领导人。
新政府解释说，这不是政变，只是一个解救国家的行动。个人、企业和劳工的权利都会根据1925年宪法得到尊重。可是，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军政府宣布整个国家都处于紧急状态，并实行戒严，以限制公民的权利和扩大军队的权力。然而，人们有一种解脱感，因为军人们出来解救他们了。自1830年以来，智利处于军人统治之下的时间总共只有十三个月；武装部队一直都是专业化和无法腐化的。即便是冷峻的皮诺切特也在给人打气。“一旦国家恢复元气，”他说道，“军政府就会将政权移交给人们所乐见的任何人。”因此，大部分人都相信，在最近的这次冲突平息之后，他们会穿上最好的星期天礼服，游行去投票站。任何其他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28
可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就在那里等着。当武装部队全副武装地准备战斗，却发现几乎找不到战斗对象时，成千上万的嫌疑人就被羁押起来，接受审讯和酷刑或者被处决或流放。从被召集来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士兵的角度看，为清除社会的污垢，采取让人不快的措施是必要的。圣地亚哥较贫穷的社区受到无情的打击，新创设的国家安全局出没于从秘鲁到巴塔哥尼亚的狭长道路上，以在民众中间造成恐惧感。为了钳制流亡中的那些批评现政权的人士，国家安全局利用了超出国界的恐怖手段。在政变后一年，卡洛斯 prats-阿连德统治时期皮诺切特的前任-及其妻子于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门外被暗杀。1976年9月，奥兰多 Letelier-阿连德的外交部长和前美国大使-在华盛顿特区被一枚汽车炸弹炸死。
在智利国内，陆军司令成了行为和信念的铁面无私的仲裁者，一个对其自己的正直品格绝对确信的人。他于1974年6月说服其军政府签署一项法令，任命他为行政首长。这个头衔离国家最高首长的头衔只有一步之遥，离共和国总统的头衔又差一步。在军政府内部，皮诺切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比如，由于其直率的风格被总统认为是冒犯无礼的做法，军政府内的那位来自空军的成员被赶出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取代他的是Fernando Matthei将军-在潜在的继任人名单上，他位列第九。
由于他的指挥官同僚们被边缘化，皮诺切特本人就成了政府。智利的联邦收入就是他的收入，智利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正如智利的一位政治人物所说的那样，“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每天都找到一个敌人才能活下去。如果没有敌人，他就不会知道他是谁。”他的政府将全国四分之三的报纸关闭，将大学置于军队的监督之下，禁止在公开场合唱歌，甚至禁止拥有吉他。一次审查甚至命令将所有有关立体派艺术的书籍通通烧毁，因为认定它们与古巴有关。29
所有这一切都不受天主教会的待见，尽管它曾经支持推翻阿连德。从一开始，它就为那些在暴力浪潮出现之前就被追捕的人提供藏身之地和秘密的帮助，它还为那些处于正式的“休息状态”的组织（如果它们没有被禁的话）提供聚会场地。在皮诺切特掌权之后四年，劳尔 席尔瓦 henriquez主教以及圣地亚哥大教区成立团结牧区，以帮助镇压的受害者。它记录失踪情况并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住处和医药。
领导该牧区的神父克里斯蒂安 precht解释道：“我们公开的使命与人权有关，与政治活动无关，可是，这让我们成了政府的反对者。”“从实践上看，捍卫人权与推广民主是一回事。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有时，这样做是危险的。我们的教士和修女们受过政府的攻击。”虽然与阿根廷的五月广场妈妈相比少了点戏剧性，这一牧区也争取实现同样的目标：确保政府的罪行能够广为人知。单凭这一点无法驱逐独裁者，可是，如果没有它，强有力的反对力量就不可能出现。30
到1977年12月时，联合国因侵犯人权问题而谴责了智利，而在尼克松总统时期曾帮助推翻阿连德的美国则在吉米 卡特总统上台后疏远了皮诺切特。美国在国际贷款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阻止美国的武器流向智利的军队。这位独裁者的反应是试图让政府有个清白的表象。备受诟病的国家安全局被正式撤销，尽管它的组织体系仍多多少少地延续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全国中央情报局。
与此同时，皮诺切特的所谓芝加哥男孩-作为皮诺切特的顾问，他们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和阿诺德 哈博格的追随者-将其货币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应用到智利残败的经济体中，然后，由于全球性衰退的影响，他们却发现智利的经济陷入一种可怕的失控状态之中。后来，当世界范围的衰退减弱时，智利经济反弹，变得更灵活、更有竞争力。然后，在经济局势转好的背景下，皮诺切特采取行动，重新确立他掌权的合法性。
无视于同仁、教会领袖和智利仍活着的三位前总统的不满，他于1978年1月举行了全民公决。在选票上注明智利的一颗星国旗标记就是对包含下述内容的声明表示认同：“。。。我支持皮诺切特总统捍卫智利的尊严并重新确认政府的合法性。”空白选票被算作赞成票。没有人认为这一过程是公正的，可是，这名独裁者却像炫耀权杖一样夸示这一胜利。“政客先生们，”皮诺切特告诉他的灰心丧气的平民对手，“你们就此玩了。今天，新智利诞生了。”31
在政变的第七周年纪念日，又一次的全民公决就一份新宪法要求做出是或否的回答。而该新宪法会禁止马克思主义团体、强化行政权力、并让国会部分人士经由任命产生。皮诺切特会继续执政八年；然后，一场全民投票将确定是否接受由军政府批准的候选人。当局赢得公决，尽管胜率也许没有它宣称的那样大-在有些地方，选民人数超过民众总数。可是，当局依旧将这一胜利当作继续镇压的许可令。其他鼓舞人心的消息也出现了。在华盛顿，罗纳德 里根总统的保守派政府刚刚就任，并且其发出的所有信号都表明，它将纵容顽固反对共产主义的智利政府。
抗议的日子
皮诺切特重建了拉莫内达宫，还于1981年在圣地亚哥东南部建立一个私人行宫-桃树宫。他的权力根基似乎更深了。可是，两次分别关于其执政和宪法的全民公决都产生了一种基本上被忽略的连带效应。直到1980年代，反对派一直都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就像营火的灰烬一样。现在，由于没有终点的独裁统治的前景激怒了人们，该国潜伏着的民主之火开始重新燃起-刚好良好的经济状况也开始走到了尽头。1982年，铜价大幅下跌，进口石油的成本飞升，美国最优贷款利率跃升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向南扩展，让智利的利率提高到16%以上。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一百万的国家，五百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劳工组织被1973年政变所扼杀，可是，对许多人来说，工厂煽动行为的结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转变。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因劳工鼓动反对当局的能力受到限制而感到丧气。不过，一个像智利劳工运动那样有着宏大诉求和激进表现的劳工运动不会让人改变这一信念：它是至关重要的变革力量。这种力量时不时地就会被激发起来。
在1978年，当位于北部沙漠中的巨型露天铜矿-祖奎卡玛塔矿-的矿工在没能争取到加工资之后试图抵制其集体餐厅时，政府迅速将他们镇压下去。在解除当地突然实施的戒严时，示威的领导人被当作共产主义分子流放。几年之后，更为激进的劳工活动分子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过，组织活动是一回事，有效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在美国的劳联-产联威胁要抵制智利产品的压力下，当局做了一些调整。1978年10月，它宣布举行工会选举-在选举中，五十万名工人将能够自第十一日以来第一次选举工厂领袖。不过，候选人必须由政府批准，并且承诺他们不会加入政治党派。几个月后，政府将罢工以及举行未经批准的聚会的权利合法化。不过，附加条件是：罢工的员工在三十天后可以被替换，而且罢工超过六十天等同于辞工。如果罢工太激烈，搁置处罚不论，还有采取其他措施的空间。
两位劳工领袖的行动后来成为标志性行动，显明了利用上述空间打断该国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催眠状态的可能以及这样做所蕴含的危险。Tucapel jimenez是一位谦逊的簿记员，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务员工会的活跃分子。可是，在他开始攻击皮诺切特的政策之后，他被当作麻烦制造者解雇。他毫不退缩，继续炮轰政府，并同时敦促劳工摆脱其疏懒状态。1982年2月的一天早上，Don Tuca在他去会见其他劳工领袖的路上失踪了。几个小时后，有人在一条空旷的道路上发现他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他的小汽车中：他是被子弹打死的，喉咙被割断。“当我死去时，我会停止捍卫工人们的权利”Don Tuca曾说。当局让他一语成谶。32
另一位工会人士是铜矿工人联合会这一智利最大工会的成员，年龄是二十九岁。Rodolfo Seguel甚至不是真正的矿工，而是埃尔 特尼恩特矿的一名出纳员。埃尔 特尼恩特矿是一家巨型铜矿，位于圣地亚哥东南五十英里处，其矿道在安第斯山下，海拔约2,100米。矿井是从北方沙漠中打出来的，大量的矿石被从矿井中挖出来。淘金者们不惧挖矿的艰辛，一般会首先站出来表达不满。通常，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情绪与实际的问题相关-工资、住房、健康状况或者工作时间。可是，他们是整个工人队伍的精华部分，而铜则是智利的一切；因此，当这些劳工骑士们采取行动时，政府就会关注。
Seguel于1981年在埃尔 特尼恩特矿领导了一场五十九天的罢工，而这让他获得足够的名声，能够成为1982年2月工会主席选举中的一位折中的候选人，并且他赢得了这场选举。一旦就职之后，他成为基督教民主党人，有效地将智利最大的工会与其最大的政治党派联合在一起。他于1983年4月就任新创建的全国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并支持这样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想法：不仅矿工要罢工，而且民众也要罢工-这是对政府发起的挑战。
“当我们宣布进行罢工时，”Seguel后来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铜矿被坦克和士兵所包围。军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我们意识到会发生流血事件。我不想对此承担责任，因此，仅仅在预定的罢工日期之前四天，我们把罢工改为全国抗议日。我们试图让它扩大到全国，不仅抗议经济上的困境，而且抗议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整个体制。必须有人敢于告诉独裁者他就是独裁者，这是一个独裁国家，而且我们需要改变。”33
现在，以工会为先锋的反对派一起每月都发动反对政府的抗议。第二次抗议的时间是6月14日星期二，而且这次的示威不仅遍及整个圣地亚哥，而且遍及整个智利的狭长国土。所有年龄和阶层的民众都参与进来。而且他们有意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接着，反对派发生分裂。一派认为抗议是叛乱的前奏，而另一派则坚称，如果抗议要发挥功效，它们必须是非暴力的。“我和其他人认为，这些抗议会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上，就民主转型达成协议，”genaro arriagada说-他曾经组织了其中的一个抗议日。34
可是，六月份的抗议有三人死去，另外几百人被捕，包括Rodolfo Seguel。根据seguel后来的追述，大约在凌晨一点半，当局击破他的门，将他从床上拖出来，并开车将他带走。他回忆当时的想法是自己会被杀死或者驱逐出境。为了反对逮捕seguel的做法，各工会呼吁进行总罢工-不过实际上却放弃了，因为罢工没有落实。在艰难的日子里，失业的现实被证明是比过去的酷刑、监禁或流放之威胁更加有说服力。这以及军队的可见的存在迫使矿工们坚守在岗位上。35
arriagada说：“这次失败的罢工代表着各工会试图在抗议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努力。”“尽管全国性罢工在实践上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有关此类罢工的想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对它的信念对某些人来说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必需品，而非理性的认知。”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在其转入地下之后，波兰团结工会中的有些人在追逐着同样的梦想。36
第三个抗议日的时间是7月12日，目的是抗议逮捕著名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包括他们的领袖，gabriel valdes。以铜矿工人表达不满作为开始的抗议后来变得具有了广泛的政治诉求，不过行动却没有列出清晰的目标。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抗议会变得如此有力，以至于单是抗议就能够推翻独裁政权。可是，这一点却变得清晰起来：皮诺切特的控制是如此严密，以至于强制力不比街头抗议更强的制裁都无法让其控制松弛下来。Arriagada回忆道：“我想，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由失业民众所支持的运动就足以将军政府推翻-那些民众以小型示威的方式进行捣乱活动，而这无疑有着很大的道义上的合法性。”37
关于抗争是否应使用武器或者要完全采用非暴力方式的问题存在着长久的争论，特别是在妇女团体之中。许多人知道他们绝不会武装精良到能够打败军队的地步。Patricia Verdugo是一位记者，其父亲在皮诺切特取得控制权之后不久被处决，她回忆说，女性抗议者被告知，当警察出现时，她们应该跪在地板上并举起她们的拳头，这样，当她们摆出“和平”的姿势时，打击力就会被稀释。这么做的意义是显示她们“不同于那些在街道上烧轮胎和建路障或者扔石头的年轻人。”即便如此，来自政府和左翼人士的暴力威胁却阻止新人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来，由此降低了抗议的规模。38
要么组织起来，要么毁灭
1983年8月初，一群人在圣地亚哥集会。他们代表着智利政治光谱中的大部分势力：来自右翼的共和党人，来自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以及来自左翼的某些社会主义派别。鉴于其对暴力的偏好，共产党人没有被邀请来。所有这些党派都被禁，但持续活跃于地下。现在，它们组成一个新的团体-民主联盟，由 Gabriel valdez领导。它们的目标被浓缩为简单的一句话：“作为有着不同政治、哲学和宗教立场的个人，我们一致同意尊重并发扬民主体制所坚持的某些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如果没有这些准则，就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繁荣、公正和博爱的社会。”就像世纪之初的俄罗斯解放主义者那样，民主联盟将努力克服阶级和意识形态差异，并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反对派。这不会是一件容易事。39
皮诺切特将军在8月10日到国家电视台宣布，他正要撤换几位内阁部长，并授权新的内政部长-Sergio onofre jarpa，他是右翼的国家党的前领导人-与反对派“开始对话”，不过，他也在下令让18,000名士兵进到大街上，以防备预先确定于第二天举行的抗议活动。这就如谚语所说的那样，绵里藏针。第二天早晨，陆军士兵沿着穿越圣地亚哥市中心地带的马普佐河的水泥河堤集结。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二十六人死亡（当局的说法是十七人），包括三名孩子。
在再次展示了其意志力之后，政府准备进行谈判。在圣地亚哥新的主教-胡安 弗朗西斯科 fresno-的协调下，jarpa和民主联盟有了接触。在第一次会谈中，valdez及其同事提出一份诉求清单，开头就是皮诺切特要辞职。Jarpa甚至拒绝接过这份文件。根据jarpa的说法，他们又会谈了两次，不过，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他的看法是反对派就是想要政府下台。然而，对话继续进行，而且jarpa做出了三个让步：许多流亡人士被允许回国，有些公开的政治活动获得批准，以及图书出版商被允许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售图书。40
反对派中的许多人认为上述进展意味着，皮诺切特最终会被更多的示威和更多的敲打盆盆罐罐的声音拉下台。可是，抗议者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却更为微妙一些。jarpa会谈之后的开放没有威胁到独裁者，不过，它确实扩大了民主反对派活动的空间，并因而为以后的活动创造了新的机会。反对民主势力的皮诺切特尚未发现的是，发动一场运动和与当局抗争并不是一系列连续的、有固定套路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对抗，而更多是需要反对派根据行动的变化而改变其战略的互动过程。
民主联盟代表着反对派中的非暴力力量，反映了大多数智利人的这一信念：没有比内战更糟糕的事了。可是，正如二十世纪早期的抗争所出现的情形一样-而在这些抗争中，非暴力行动成功地争取到大众的支持，左右翼极端分子拒绝放弃这一信念：获取权力就意味着杀掉那些妨碍他们的人。正如布尔什维克引发了1905 年12月流产的起义，以及德国法西斯分子在1923年发起针对法国入侵者的暴力破坏活动一样，智利的激进左翼人士致力于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独裁者在1980年推动通过他的新宪法时，共产党人已经成立了manuel Rodriguez爱国阵线-该组织以十九世纪智利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一位游击队英雄命名。另一个团体-革命左翼运动-的流亡成员-其中有些人在尼加拉瓜、古巴、阿尔及利亚和东欧受过游击战的培训-已经在80年代初溜回智利。在被排挤出与jarpa对话的情况下，强硬派的左翼人士组建了另一个联盟-大众民主阵线，将部分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左翼阵线联合起来。民主联盟和大众民主阵线的战略显示出皮诺切特的反对者之间的基本分歧。Arriagada写道，民主联盟“将抗议视为会让政府进行谈判的社会压力。”而大众民主阵线则将它们看做群众性反叛的跳板。当内政部长做出让步时，大众民主阵线嗤之以鼻，而革命左翼运动则投入到战争之中。41
8月的一天早上，圣地亚哥的军人省长受到一辆路过的卡车中的射手的攻击，他及其两位助手被杀死。暗杀事件被归咎于革命左翼运动。革命左翼运动以前也发动过攻击-庆祝 1973年政变的纪念碑边上的一位卫兵在1980年被击毙，不过，它却从未如此地接近权力的中心。当局忍住冲动，没有实施戒严。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全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小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革命左翼运动的两个藏身之处，杀死五位在此居住的人。
左翼游击队员和政府部队之间展开暴力冲突，他们高兴于以战斗代替协商成为阻挠智利变革的手段。许多年轻的异议分子投向manuel Rodriguez爱国阵线和革命左翼运动，脱离他们所认为的民主联盟的老气横秋的软弱立场。“在共产党人看来，”Arriagada回忆道，“所有行动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从故意破坏公共财物和抢劫到没有武器的人向安全部队扔石头。。。共产党与极端左翼分子拒绝承认的是，此种暴力行为不仅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完全没有效果，而且它还是毁灭抗议运动的最有效的手段。”当暴力似乎可能成为月度抗议的新特征时，中产阶级以及上等阶级的支持就动摇了。曾经得到智利上下全部阶层支持的行动现在则主要成了智利穷人表达不满的出口。42
第五次抗议在9月8日星期四举行，仅仅在政变十周年之后三天。这两个党派都同意，本次示威应该是和平的；毕竟，民主联盟和jarpa之间的会谈仍旧在进行中。那里将没有士兵，只有警察维持秩序。不过，一旦抗议开始举行，警察就用水炮和催泪弹攻击抗议者。Arriagada是那些被警棍殴打的人士之一。组织10月11日第六次抗议的不是民主联盟，而是大众民主阵线。中产阶级没有出来支持这场抗议。六人被杀，被杀者都来自贫穷的地区。
到民主联盟举行11月的集会时，5月11日的那场初次抗议就必然显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微小的进步已付出非常高的代价，而且实现诸如民主体制之类目标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渺茫了。Gabriel valdez“确确实实担心，我们对政治人物、专业人士、教师、社会领袖、工会领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战略会被共产党的极端分子所控制。”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游击战。“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上这条道路，因为暴力太极端了。”可是，通过贬低公开抗议的重要性，民主联盟实际上却将战场让给了那些决意要进行谋杀叛乱的人士。43
伴随着于1984年3月重新恢复的抗议的是诸如此类的多重暴力行动：地铁爆炸、对警察的攻击、以及炸毁输电塔。manuel Rodriguez爱国阵线的一份声明宣称，人民军队必须站起来，“准备发起攻击，毁灭独裁政权的力量。”共产党人期望一场全国性罢工会将整个智利瘫痪，接着会有全体民众的反叛，包括武装部队的成员（这再次显示出革命左翼分子长久以来的幻想：不管怎样，士兵在受到枪击时会叛逃）。革命左翼运动分子以及其他民兵开始发动一场恐怖行动，该行动于1984年在整个智利制造了700多起爆炸事件。皮诺切特于11月份以戒严作为反制手段，并开始逮捕数以千计的穷人，正如政变初期所做的那样。几百人被迫在国内流亡，还有8,000人被逮捕。44
采取暴力行动的左派人士与残酷无情的当局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形成了一种互相对应的均衡状态，其中，一方的行动无疑会引出另一方的对等反应。正如一位外交人士在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政府与游击队有一种良好的共生关系。”皮诺切特的统治确保了会有来自极左翼的恐怖行为，而暴力又给了他强制推行统治的借口。45
新动能、新暴力
在反对派首次首脑会谈之后两年的1985年8月，主要领导再次在圣地亚哥富丽堂皇的西班牙圈子俱乐部集会。Fresno主教和皮诺切特上台之前的一位前部长Sergio molina发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将相互间有着很大区别的活动人士聚拢在一起。到会的有十一个政党的代表：从阿连德时代的死硬派社会主义者，到右翼政党-独立民主联盟、一群年轻的资本家以及诸如由jarpa-他已辞任内政部长的职位-最近创立的全国联盟之类的温和派别。除共产党和政府之外的所有人都有代表。尽管这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它却达成战略共识-共识就包括在他们所谓的全面民主转型之全国协定之中（简称全国协定）。
针对皮诺切特逐渐回归-有人说是极其缓慢地回归-民主体制的所谓政策，全国协定发起了一场大胆但合乎情理的抗争。它避免要求这位独裁者下台，并且采取一个经过算计、但却会有一无所获风险的行动：接受1980年宪法-也就是可能让皮诺切特终生掌权的法律体制。作为回报，全国协定建议，以自由竞争的选举取代定于1988年举行的是与否的全民投票，而且它要求终结紧急状态，实现一种新的选举制度，恢复公民自由，并不再流放民众。46
到达成全国协定时，部分地由于公开示威的复兴，取得进展的前景改善了；因抗议而坚强起来的智利人似乎再次愿意因他们在大街上表达不满而承受警察和士兵的夹击。甚至华盛顿的心态也有所不同。Arriagada指出，“里根政府最初几年对智利表现出的同情让位于日渐增长的不满。”当局自己激起了很多内部和外部的不满，其中有一些被广泛报道的愤怒表示。47
政府安全特工于1985年3月29日从圣地亚哥的天主教会人权办公室带走两个人：教师工会的领导人和与一个教会团体合作的社会学家。另一位教师同行在试图干预时被两次击中胃部。第二天，着便装的特工开车将第三个人带走；所有这三个被绑架者都是共产党的活动人士。那个周末，他们的几乎被斩首的尸体在沿着一条孤零零的道路的沟渠中被发现，而tucapel jimenez于三年前在这同一条道路上被谋杀。
尽管jimenez的被杀带来的主要是绝望，这三位被割喉的男士的命运则引发了公众的快速的反应-公众开始更多地丢弃其恐惧感了。尽管戒严已有五月之久，却仍有大约15,000名哀悼者跟随着葬礼队伍，从大教堂走到墓地。司法机构也没屈服。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调查导致十四名警官被定罪，以及国家警察局局长的下台。事实证明，其继任者Rodolfo stange将军不那么像皮诺切特的玩偶，而是削弱了总统对军政府的控制。
显然，华盛顿对拉丁美洲独裁者们的耐心现在似乎正在减弱。皮诺切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langhorne motley在五月份被Elliott Abrams所取代，后者是负责人权和人道事务的前国务卿。接着，另一位皮诺切特的辩护者、自 1982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的驻圣地亚哥美国大使被harry Barnes所取代，后者是职业外交官。据报道，在向总统提交其履历时，Barnes告诉他说，“治疗民主体制毛病的最好方法是更多的民主。”48
春天般的解冻时期似乎就要来临了。戒严在6月份已被解除。9 月4日的一场抗议从北部的埃里克蔓延到最南端的潘塔地区，却没有促使出动通常所见的大批士兵和警察。有人将这种克制态度看做一个信号：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同僚们要造反，现在可能会取代他，或者他在更为清楚地了解到未来的景象后放弃公民投票的想法，转而支持充分和自由的选举。不过，对皮诺切特来说，这是人们所期望于政客们的那种幻想。他宣称，“如果我们回到有些政治人物所渴望的那种形式上的肤浅民主，我们就是在背叛智利人民。”49
智利人民却无法苟同。已经通过团结牧区以及 Fresno枢机主教持续的影响力积极展开行动的教会是另一股反对力量的来源-一群教士和修女，他们在已知官方酷刑地点前面静坐。与此同时，Rodolfo Seguel及其同伴从一股世俗势力那里得到新的灵感。“我想那是电影‘甘地’，”他回忆说。“它于1983年在公共影院上映，当时我们正开始行动，而且我们都至少看了两遍。我们必须这些做，以便我们在心里真正认同它。”seguel看到了甘地与波兰的列赫 瓦文萨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两人都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抗争，而这种抗争带来的结果好于武装对抗。”50
抗议者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口号：“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在智利城市的街道上，学生们举起他们的手，手掌向外。演员们在演出后向观众伸出他们的手掌，而观众则在默默地表示认可的同时向演员们伸出他们的手掌，以此作为回应。其中的信息不仅是反对派没有使用暴力，而且还是民主体制没法通过采取当局的策略而得以恢复：人民的破坏行动必须与他们的目标一致。因此，反对派不仅让自己与当局保持距离，而且还与左翼的暴力反叛者保持距离。
可是，在农村地区，游击队却似乎对这样的细微区别充耳不闻，模仿政府的丑陋做法，并因而让政府不用为这种做法承担责任。在被谋杀者的葬礼之后，智利的主要电厂发生爆炸事故，让该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区陷入黑暗之中。对于变化即将到来的每一个症候来说，都有另外的证据显示，舞台上有着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如果它们最后进行决斗，智利就会在内战的风暴中沉沦。民主反对派再一次发现自己陷于这两股暴力势力之间。到年底时，希望圣诞节气氛可能会软化总统的枢机主教 Fresno向皮诺切特发出一个个人的请求，请他与全国协定的签署者谈判。皮诺切特回答道：“如果我们只是把过去遗忘掉，情况就会变得更好。”可是，新的现实却充满了火光、鲜血和政治绝望。51
美国参议员爱德华 肯尼迪于1986年1月访问智利。尽管面对着官方所支持的扔鸡蛋抗议和人身攻击，他还是给了反对派急需的道义支持。（对于像皮诺切特这样迷信的人来说，）二月份充满了噩运：两个独裁者-海地的让 克劳德 杜瓦里尔和菲律宾的费迪南德 马科斯-被迫流亡。马科斯的被驱逐甚至让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名词，用以描述显然也在智利发挥作用的那种东西：人民力量。不久之后，当美国总统的幕僚长唐纳德 雷根被问及美国是否在削弱皮诺切特政权时，他回答说（显然没有任何嘲讽的意味），“不，现在不是这样的。”这给人的印象是，以后可能会这样。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再次谴责了智利的侵犯人权行为。52
可是，即便世界舆论站在它这一边，反对派却发现自己无法取得多大的进展。在皮诺切特拒绝谈判以及极左翼的恐怖行动加速的情况下，支持全国协定的人士感到被边缘化了，接着，他们因进一步的示威策略而分裂：社会主义者和某些基督教民主党人支持持续的抗议，而担心失去中产阶级支持的保守派人士则支持温和立场。后来，一个新的团体-公民联盟-崛起，这是由卡车司机、零售商、专业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组成的联盟。在阿连德时代，只有这样的一个联盟就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智利人知道，卡车司机的罢工会让商业窒息，零售商可能会让经济停滞，而专业人士可能会关闭医院、大学和法院。公民联盟呼吁落实一系列的全国罢工日，以7月2日作为开端。反对派中的有些人退缩了，因为他们知道中产阶级几乎肯定会待在家里，而极左翼的煽动者却不会这样。在此次事件中，取得一定成就的罢工因一场恐怖的新暴力行动而失去光彩。53
7月2日，十九岁的Rodrigo rojas de negri在贫穷的洛斯诺加莱斯街区做一家杂志的自由摄影师，但他没有记者资格。他在美国长大，妈妈是智利人，在承受过跟着政变而来的虐待之后，他的妈妈流亡出去。在去往正要搭建街头障碍的地方的路上，他碰见两位年轻人，他们拿着废弃的轮胎、一瓶汽油（或者也许是煤油）和几个燃烧瓶。Rojas拿过几个瓶子。很快，Carmen Gloria Quintana-她是一位十八岁的学生，正试图请教她走出洛斯诺加莱斯的路线-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四位年轻的智利人走向抗议的地方。Quintana和rojas只是在不经意间认识了对方，就在几天前，在Quintana作为志愿者工作的施粥场里，他们相遇了。54
突然，一卡车全副武装和涂着夜光色脸庞的士兵闯入街道。当士兵们从他们的车上蜂拥而下时，这些年轻人就往各个方向奔跑，可是，只有两个人跑掉了。巡逻队将他们的两个俘虏带到有车辙的辅路上，开始审讯他们，在问问题的同时，枪把不时地敲打着他们。后来，士兵们往这两位身上浇汽油，并将他们点燃。“这两个年轻人都试图扑灭他们身上的火苗，”从电线杆后带着恐惧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一切的jorge sanheuza说，“可是，那位姑娘被一位士兵用枪击中嘴部，而那位男孩则一直烧到失去知觉。过了一会，士兵们用毯子将尸体裹起来，并把它们像包裹那样扔到卡车后面。”
那辆军用卡车驶向机场，最后停了下来，并将他们可怕的包裹留在了空荡荡的道路的边上。而那条路已经见过很多鲜血了，tucapel jimenez以及其他三位被谋杀者都被发现死在了那里。Quintana和rojas仍旧活着，尽管他们的脸庞和身体都因严重灼伤而变黑。他们爬出路边的排水沟，沿着小路跌跌撞撞地走着，直到一位骑摩托的人停下来让他们搭车。四天后，rojas在一家医院死去-那家医院没有很好的设备治疗烧伤。不顾虎视眈眈的警察不时发出的催泪弹，五千名哀悼者跟着他的灵车到了墓地，其中有美国的大使barnes。Carmen Quintana被转移到拥有更好设备的德尔 特拉巴佳多医院，几个月后，又被转移到蒙特利尔的迪犹医院。
当Quintana挣扎着将自己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时，政府却开始让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它说，rojas和Quintana碰巧将他们自己点燃，当时他们正准备投向警察的酸性燃烧弹。在其对智利短暂的非官方访问中，美国参议员杰斯 赫尔姆斯宣称被烧的受害者是“共产党恐怖分子”，并批评美国媒体对皮诺切特统治的偏颇之见。唯一的见证人Jorge sanhueza被绑架，并且受到威胁：如果他不改变说法的话，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他与其家人在教会中避难，后来获得澳大利亚的政治避难权。然而，正如那两位十几岁的年轻人无法摆脱火焰一样，当局也同样无法推脱掉暴行-作为随之而来的调查的一部分，三位军官、五位军士以及十七位士兵被逮捕。当局有了另一个面孔-这次不是皮诺切特的面孔，而是Carmen Quintana疤痕累累的面容。
这应该足以激怒整个国家了。可是，如果人们处于隔绝状态或者整日忧心忡忡，怒气就没法表现出来。即使当当局的各种善意的假面具脱落时，智利的经济仍在复苏。其国内生产总值重新有了很大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正受到控制。其年度贸易顺差正迈向十亿美元的水平，而且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出现贷款违约的苗头时，智利却成为财政健全的模范。没有很多智利人，也没有很多外国贸易伙伴希望看到这一泡沫被政府可能的失策所刺破-泡沫的破灭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是世界末日。
仅仅在烧伤事件之后六个星期，在那个时期从来都相距不远的冷战再次介入进来。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间谍卫星图像发现智利似乎有武器库，并将此一信息转达给他们圣地亚哥的同伙。这是反对共产主义人士所梦寐以求的。在十个地方（三个在圣地亚哥附近，七个在北部的沙漠）发现了超过3,000支步枪，几百架导弹发射器，以及成吨的炸药、手榴弹和弹药。当政府利用智利人对共产党叛乱的潜在的担忧心理时，反对派退缩了：极左翼人士再次延长了皮诺切特的政治生命。
在9月4日的那个星期四，大众民主阵线试图发动另一场全国性罢工。除常见的大量的水和催泪弹、一些纵火、一些抢劫、另有两人死亡之外，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大众民主阵线的领袖承认：“与皮诺切特自己的能量相比，其能够持久执政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反对派的不足。”很快，这种持久性看起来几乎是一种神奇的现象。55
在那个星期天，总统车队蜿蜒穿过安第斯山傍晚的薄雾，领头的两辆警用摩托车和由五辆小轿车组成的车队正从埃尔 迈洛克顿返回圣地亚哥。当车队在科罗拉多河上的大桥附近穿行于高崇的悬崖和峭壁之间时，由于一辆由拖车牵引的旅行轿车挡住了道路，它放缓了速度，好像停在了一个U形拐弯处的中间。突然，这群人受到来自道路两边的连发子弹的袭击。一枚火箭弹将引领车队的欧宝车变成一团火球，接着，另一枚火箭弹将排在第二位的米黄色福特格拉纳达车摧毁。第三辆带有防弹钢板的奔驰小轿车被一阵枪炮子弹扫过，也被毁了；然后，炮火下移到第四辆和第五辆汽车-这两辆车被第二辆从车队后面拖上来的旅行轿车挡住了路。56
当炮火在受阻的车队上下扫射时，第五辆汽车的司机猛然将他的装甲汽车往后移动，接着调头迅速开向大约十英里之外的埃尔 迈洛克顿的安全地区。小轿车上布满了子弹，它的窗户被击碎，其备用的米其林轮胎几乎被打掉；一枚火箭弹将其车顶撞开，却没有爆炸。袭击者销声匿迹于狂野之中；有些报告说他们穿得像国家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让他们得以通过迅速搭建起来的路障。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人知道那辆消失的小轿车的乘车人的命运：司机、一位助手、一位名叫Rodrigo的十岁的男孩，以及男孩的爷爷，Augusto 皮诺切特。
当天晚上，皮诺切特将军出现在全国的电视屏幕上，向他的民众展示其打绷带的左手臂，以及他的弹痕累累的奔驰车。这位独裁者说，他的第一反应是弃车而逃；接着，由于意识到他的孙子可能会受到伤害，他以自己的身体挡住那个男孩，当时，小轿车里充满反弹回来的金属和玻璃。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位七十岁的爷爷，没有人会称他为懦夫。
现在，智利又一次进入戒严状态，实行另一次宵禁，而且黑暗势力进入圣地亚哥的夜晚。早在9月8日，一群穿着便装的男人将一名共产党人和两名与革命左翼运动有联系的男士从家中带走；第二天晚上，第四个人被带走。后来，他们的布满子弹的尸体被在不同街区发现。八位反对派领袖被捕，几位外国教士被驱逐出智利，而异议人士的期刊被关闭。在将军令人惊奇地死里逃生之后，一场已经计划好于9月8日举行的游行活动进行得特别有热情。当他的部队踢正步接受检阅时，皮诺切特将军高兴地挥舞着他的手。
那场袭击被认为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成就-manuel Rodriguez爱国阵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这一由二十五人发动的攻击，并承诺还有更多同样的行动。袭击的后果是为这位独裁者的冷战言辞提供了背书。更糟糕的是，这让他有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光环，而反对派能够看到，通过谈判重返民主体制的机会消失在枪炮和火箭的烟雾中了。突然之间，他们似乎面临着两种灾难性的场景：他们的民主化梦想要么会在充满活力的军人统治之下破灭，要么会在重新上演的动荡的阿连德时代灰飞烟灭。
然而，起自埃尔 迈洛克顿的那条道路上的事件让所有各方都产生了幻觉。他的死里逃生让皮诺切特确信他有一种命运感，并让他相信，在宪法所规定的 1989年全民投票中，他将是一名不可战胜的候选人。至于他的采取非暴力手段的对手，那场伏击让他们的选择只剩下参与这场全民投票，而他们对这场投票感到厌烦，并且相信他们肯定会输掉这次投票。而左翼的游击队员们在差点将皮诺切特干掉之后，无疑认为一场清洗式的内战马上就到来了。这都是幻觉。所有人都错了。
按照规则玩
从那次失败的暗杀一直到预定于1989年的投票（投票日期后来又改为1988年10月），指引政府工作的就是这次即将到来的投票，而政府决心要赢得这次投票。鉴于这是一场是或否的投票，也即需要在军政府提出的政府候选人与无人当选之间做出选择，形势大大有利于皮诺切特。可是，万一他输掉了，他仍旧会在接下来的十七个月时间里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直到全面的大选。如果他这一方又输了，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他仍是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在他的军人生涯结束后，他会成为终身的参议员。
皮诺切特新的自信心有令人吃惊的表现形式。8月份实施的戒严和宵禁于新年的第一天结束，政治流亡人士被允许回国。保守派人士的怒气因拉莫内达宫和蔼可亲的午餐宴会而消释。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四月份的访问成了热情洋溢的拍照时机，尽管他拥抱了已经返回智利的Carmen Quintana。大量金钱投向贫穷的社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非政府也在采取这种策略，以削弱反对派，而下至农村地区的镇长和卫队指挥官的整个政府机构都被动员起来支持投赞成票。
那位长着冷峻面孔的将军似乎也变得更为柔和；常见的那个全身戎装的严厉家伙变成一个穿着西装的慈祥可爱的人儿。选民们看到他戴着矿工的头盔，抱着孩子，甚至在微笑。依旧基本上被政府控制着的电视兢兢业业地向它的被动的观众传输着繁荣与稳定的画面。在竞选活动中，皮诺切特以他可能成为候选人的玩笑戏弄政客们。这样，竞选活动就以一种无懈可击的连贯性展开了。
面对着这一强大无比的对手，反对派似乎措手不及，显得毫无希望。全国协定分歧严重，因为保守派人士转变立场，而反对人士被迫承认，不管抗议会取得什么成就，它们都绝不会让政府下台。除他们的问题之外，强硬的左翼人士继续在圣地亚哥和乡村地区断断续续地制造恐怖事件，以此强化这一观点：唯一的替代办法是杀戮和共产主义。反对派领导人质疑他们能否通过谈判取得任何成就，与此同时，他们坚决主张1989年应该举行的是选举，而非公民投票。
起初，这似乎是可以做到的，即便充分的选举会要求修改1980年宪法。甚至军政府中的空军和海军成员都说他们会接受这一改变。为探讨这一可能性，Sergio molina于1986年底成立自由公正选举运动，并要求monica jimenez领导这一运动-后者在天主教会和平委员会工作过十年。Jimenez被及时地以国务院的名义邀请到美国。在美国，有人建议他们需要组织一场运动；美国人向她展示了那些依靠大众参与的活动的案例，比如妇女选民联盟和工会。57
这一运动被称为公民参与运动，后来简称为参与，并很快吸引了 7,000名志愿者走出去登记选民。智利有一千两百万人，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八百万人是合格选民，不过只有三百人登记。“我们以一场完全公开的运动作为开始，”jimenez解释道，“在运动中，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开始聚焦于难点问题。我们资助摇滚音乐会，演奏被禁的音乐。我们不受入场费，可是，要想进去的话，你必须带着你的选民登记卡。这促使年轻人接受登记。”58
Jimenez回忆说，贫穷的社区被证明是最难对付的，“因为这些地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尤其强烈，也因为那里的压制要更加严厉得多。。。各种谣言满天飞，说是不要投票，因为我的投票会被秘密机器记录下来。”穷人们也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规则要求他们拿到身份证，而这需要时间和金钱，很少有穷人能
担待得起。“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障碍。”在它的工作完成之前-登记会在投票前两个月结束，参与为选民登记册增加了四百万名智利人。
可是，正当选民登记迅速增加之际，公开选举的机会却在流失，直到年中，这一机会彻底失去。毕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修改1980年宪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是或否式的公民投票。开始时的这种做法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现在要获胜仍有很大的障碍。反对派必须说服民众相信按照皮诺切特的规则操作是有可能获胜的，而且公平诚实的投票是可能的。他们还需要上电视的时间。
在公众看来，反对派道出了民众对当局的真实感受，而这种事是他们之前不能做的。反对派的领袖之一genaro arriagada说：“我们做了很多民意调查。”“那些认为皮诺切特政府很好的人占到。。。总人数的20%到30%。那些认为皮诺切特政府不好的人占人口的70%到80%。可是。。。调查也告诉我们，80%的民众认为皮诺切特是不可战胜的。”反对派有公众的支持，只是他们必须向民众证明他们能赢。59
为了让竞选活动产生聚焦效应，反对派发起成立“投‘不’票指挥部”，这是一个由十六个政党组成的联合体，由arriagada领导。它很少有资金支持，可是它却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作为政治活动分子的专长已经被搁置了十五年，现在开始恢复他们的处于休眠状态中的网络-也即智利人民力量循环体系。很快，他们的主题歌-“智利，幸福就要到来”-能够在所有地方听得到，而且他们的标识-一道彩虹，再加上一个字“不”-开始沉淀于公众的意识之中。
与此同时，像社会主义领袖Ricardo Lagos这样的广受尊敬的人物来到选民中间。他们的信息是：只要人们去投票，‘不’票就会获胜；他们有力量让智利重归民主体制。取代valdes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patricio aylwin将成为那种具有想象力的候选人，以填补投‘不’票的那一方的人选空缺。也许最重要的是，反对派政党之间的争吵终于缓和下来，因为它们意识到，如果“是”取胜的话，它们会失去什么。甚至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谴责暴力，团结在“不”字的周围。最后，甚至共产党人也参与进来。
电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在六月份的一场谈话节目中，ricardo lagos盯住摄像头，用手怒冲冲地指着，直接对皮诺切特说：“你还要国家遭受另外八年的磨难、暗杀和对人权的侵犯。一个智利人对权力如此渴望，以至于妄求掌权长达二十五年，对我来说，这一点是不可接受的。”接着，当其他参与谈话的人员试图让他冷静下来时，lagos最后说道：“你们必须原谅我。我将十五年来憋在心里的话讲了出来。”这一插曲让他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后来，他说他不了解电视的威力是何等的大。电视是一个聚集民众支持的平台，而甘地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点。60
军政府于8月份将公民投票日期定在了1988年10月5日，而且让有些人将信将疑的是，它支持皮诺切特为“是”一方的候选人。马上到来的投票像一枚硬币那样简单明了：皮诺切特属于一方，而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属于另一方。在智利人的记忆中，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到了那个时候，政府媒体的抨击听起来就像将军本人一样：严厉而偏执，充满了关于另一种唯一的结局就是混乱的警告。与闹哄哄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对派的更为简洁、更为人性化的信息-它显示工人和商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正要和睦地相聚在一起。61
对“不”阵营最后的支持是确保诚实计票的措施。与 1980年投票相比，1988年的公民投票从根本上来说更为透明，并因此更不可能被操纵；而且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宪法法庭非常认真地履行它的职责，在每一个投票站都配置有投票观察员，并凭此让投票过程具有可信性。通过开展它自己的平行计票工作，反对派另外又增加了一个防止舞弊的手段。因为智利人是露天投票，智利20,000多个投票站就可能有10%的样本投票站驻守着观察员，他们将信息传递给圣地亚哥的电脑中心。然后，模型让人们可以可靠地推算出实际的结果。
由于他依旧有信心获胜，皮诺切特也有理由想要一场会为他的执政提供毫无疑义的背书的投票。他的下属可能会骚扰反对派人士，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制造障碍，可是，他显然不想模仿费迪南德 马科斯这一榜样-后者因为一场作弊的选举而被迫逃出菲律宾。然而，有些人认为，皮诺切特曾计划操控选举，以确保他自己的胜利。
为了事先避免这种情况，投‘不’票运动向其外国支持者求援。在公民投票前一个月，monica jimenez和一位同事去拜访圣地亚哥市安全部门的首脑人物，以获得有关国际受邀观察员代表团的许可。这位官员说，警察听到有关秩序混乱的谣言，并准备好应对最坏的情况。Jimenez回忆说：“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们，他们会在街道上布置大量的士兵，这些士兵会找到一个以武力接管的借口并偷走选举。”智利的一位政治领袖建议她立即过去拜见美国大使。那时已是凌晨两点钟，可是 jimenez还是去了。Barnes大使被叫醒，在了解上述经历后，他向国务院发了一个电报，而国务院又在第二天早晨向智利外交部通报了信息。据Jimenez讲，这条信息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美国不会承认公民投票的结果。62
对过去说不
清凉的风吹走了常常笼罩着智利首都的淡紫色的雾霭。南半球春天的拂晓转瞬间就来到了，阳光照耀着群山的东部，然后穿透温暖、清新的空气，照亮圣地亚哥。1988年10月5号是智利的清算日。
“我出去到处看了一下，”lake sagaris回忆道。“所有人都在排队，穿着最好的星期天礼服。。。非常安静和有秩序地等着投票。早上有很长的队伍，大约到了下午时分，几乎就没有人了，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担心这事在某一时刻会被叫停或者被毁坏掉。”城中到处都是军用卡车和警用黑色巡逻轿车，同时还有全副武装的精兵。皮诺切特自己告诉记者们，他有25,000人随时可用。有人说，戴着滑雪面具的幽灵般的人物正潜伏在圣地亚哥各处。63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Sergio Molina在他的电脑上记录下由学生信使所带来的信息。到那天晚上九点时，他的计票结果显示，“不”票遥遥领先，可是，政府继续说“是”票占优。军政府的两位成员-Fernando Matthei将军和海军上将jose Merino-同时跟踪着两种计票，并很快感觉到，“不”票几乎肯定会获胜。总统府中的警察被告知要放松对城市中心区庆祝活动的控制，并制造取消公民投票的借口，可是他们拒绝了。Arriagada继续发布平行计票的结果，却收效甚微。国家电视台让“是”票处于领先的位置，然后从选举新闻转向卡通和美国的情景喜剧。等到了午夜时分没有新的结果宣布时，两位宿敌-Sergio onofre jarpa和patricio aylwin-一起出现在天主教大学频道上。他们说，“不”票似乎取得了胜利。
之后不久，皮诺切特召集其内阁，告诉他们说，他们-也是他-输掉了公民投票，并要求他们立即辞职。等被吓昏了头的部长们一走，他就召集军政府的另外三名指挥官，后者从国防部穿过广场到了拉莫内达宫。在他们来的路上，matthei将军停下来向记者发表讲话，承认“不”票已经获胜。当他的讲话在这一城市中散播开去之后，反对派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利条件，他们获胜了。在总统府内等候这三位指挥官的那个家伙被激怒了，以拳头猛击他的桌子，咆哮着说有人背叛他。
当他们开始谈论正经事时，皮诺切特说他指望他的同伙支持他，暗示他们派出军队实施戒严。可是，这三位高傲的高级职业军官那时都拒绝照办。感到厌烦的皮诺切特说：“好吧，陆军会单独做这事。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接着，他让他们签署一个协议。“什么协议？”他们问道。他的助手们拿进来一些文件。这几位军官仔细读过这些文件。那是一份声明：军政府的其他成员正将他们的所有权力让渡给皮诺切特。一位将军当着总统的面把它撕碎，并把碎纸扔到地上。皮诺切特的对手现在包括他的同事。一切都结束了。64
“投‘不’票指挥部”的成功标志着智利历史上最为动荡时期的结束，尽管这还不意味着全面民主体制的新生或者该国与Augusto 皮诺切特令人头疼的关系的终结。当Patricio Aylwin于一年多后以超过55%的高得票率（选民总数约为6百万）赢得总统职位-这一得票率差不多是当局的候选人的两倍-时，他将领导这个国家，但不能领导其武装部队。皮诺切特依旧像秃鹰一样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新政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军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可以一直保持其位子到1997年。
可是，在获胜后立即出现的喜悦气氛中，智利人民有理由庆祝该国政治磨难的终结。在选举日的晚上，圣地亚哥的街道上充满了挥舞着旗帜和“不”字横幅的智利人。在国民警察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的同时，示威者吹响了他们的喇叭，就像五年前五月份的那个夜晚一样，然而，这次他们高声呼喊的是：“再见，皮诺切特，”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捕-并从心里认识到，他们赢了。
在公民投票以及随后的选举过后，来自左右翼的恐怖行为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智利的重新民主化并不顺利，因为该国要慢慢地消化掉皮诺切特时代的苦毒情绪。至于将军本人，他于1990年代从军队退役，成为参议员。在上个世纪末，他再次成为注意的焦点，不过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当一位西班牙法官试图以酷刑和大屠杀的罪名从英国-他去英国是为了治病-引渡他时，他没有被普遍看做是维持智利稳定的导航员，而被看做是一位年迈的逃犯，也即逃出一种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而这种秩序决意要惩罚侵犯人权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发生在何处。尽管与他的国人重返政治自由的道路的难度相比，在他临终时刻困扰着他的法律体系和声名狼藉算不上什么，预示着皮诺切特最终无法得到历史的尊重的却是，他没能获得其民众的认可。
当民众于1983年打破他们为期十年的沉默，并证明反对派有可能有所表现并站稳脚跟时，这种认可就在那一瞬间破裂了。然而，从抗议的第一天到独裁者的最后一天很少是一个快速或者直线的进程，而且与萨尔瓦多1944年的公民罢工者不同的是，智利的反对派没有发展出一套统一的反对其统治者的战略。在整个 1980年代中期，极左派人士依旧固执于暴力反抗，而暴力反抗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获胜机会，却将暴力扩大化，而皮诺切特则懂得如何利用这种情况。
决心重新恢复其旧有的力量的工人、被当局残酷对待或者杀害的人士的家属和朋友、以及智利政治生活中的大量中间派人士-这就是那些抛弃恐惧，然后再未放弃过恢复民主体制之斗争的力量。通过延续而不过分利用公开抗议，通过不使用会让镇压加剧的暴力，以及通过争取外部机构和政府的帮助，这一不成熟但却坚韧的运动成了将独裁者搞下台的杠杆力量。皮诺切特成功地消灭了他的暴力对手，然后，放弃他作为始作俑者的暴力行动的这场运动却成为他倒台的催化剂。
就像阿根廷五月广场妈妈们一样，反对皮诺切特的智利人做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人们想要推翻暴君，这些事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再愿意让政府自诩为获得了民众真正的支持。凭借一个接一个的破坏行动，他们让国内外的人们怀疑当局对事态的控制力，而当当局的自鸣得意为运动创造了一个通过投票获胜的微小机会时，他们就利用独裁者自己的程序让他失去掌权的合法性。接着，甚至政府也会发生分裂，让将军去承担其被历史抛弃的命运，而马丁内斯和马科斯都在他之前承受了同样的命运。子弹仅仅把他擦伤。选票则将他赶下台。